材料：自汉朝陆海丝绸之路开辟以来，中国的丝及丝织品等就不断通过中亚远销到西方，而西方却没有具有同等比较优势的农工产品与中国进行交换。有人推算，1571—1821年，拉美运抵马尼拉的白银达4亿比索，主要用来购买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然后运往拉美出口，由于生产水平的落后、航海技术的欠缺、交通的不发达，古代的国际贸易主要是为皇家贵族服务。从17世纪20年代起，咖啡、茶、糖逐渐成为英国人喜爱的日用食物。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绝大部分年份中，所购买的茶叶都占其从中国总进口值的一半以上。这些东西从生存角度来看并非必不可少，如非生活水平改善，它们不可能成为一般家庭的必备品。从18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茶叶占荷兰人进口中国商品总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过85%。从广东十三行出口的最重要的商品也是茶叶，通常一担茶叶（重百斤）的利润为4至5两银子。丝茶贸易地位的互换不能单纯视为中国两个出口货品的消长，内中包含深巨的“历史意义”。哈孟德夫妇指出，丝绸让位给茶叶表明：“在横过大西洋或是绕过好望角行驶的船舶上，所运的货物不是为宫廷或教堂而是为小巷和农户而预定……这一天的到来，标志着世界进入近代体系的一个重要阶段。”

——摘编自郭卫东《丝绸、茶叶、棉花：中国外贸商品的历史性易代》

材料   1892年，日本在华经济调查人员于上海出版日文版《清国通商综览》，该书目录中就有“金融”一词。1898年，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提到“金融机关渐渐通行”。1899年6月，日本人河濑仪太郎在《湖北商务报》编译日文《设立日清银行之要》，文中说：“欲振张日清贸易……不可不具备金融（金融二字犹言流通金银）机关”。该年7月，在日本横滨出版的立宪派《清议报》发表译文《俄国募集铁道公债》，文中提到，“当先查金融市场情形为要云”。1901年，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钱恂指出：荷兰银行“以扶育府民事业为目的，故每便于市上之金融（犹上海市俗称银根）。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撰文指出，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大都市“遂为全地球金融（谓金银行情也）之中心点”。从1903年后，“金融”在中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1903年，浙江留日学生无逸在《中国金融之前途》一文中论述了浙江金融实际受上海金融控制，上海金融实际上又为外商银行控制，为了中国金融界的安全，中国应发展自己的金融机关，该文54处使用“金融”。《杭州金融机关组织表》还列出了杭州票号、银号、钱庄的店名及经营内容等情况。

——摘编自孙大权《“金融”一词在中国近代的起源、演变及当代启示》

材料一   17-18世纪，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西方商船来到中国，以丝绸为载体的中国服饰文化逐渐被欧洲人了解。一些英国女性穿上了面料柔软舒适的刺绣服装。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略有规模的英国贵族豪宅中，至少有一个房间是用精美的中国丝绸墙布来装饰的。而当来自东方的纺织品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时，欧洲工匠开始设计、生产带有中国元素的纺织品，在模仿中国服装款式时通常会融入西方的裁剪和缝制方法。当时有些欧洲艺术家在接触到中国纺织品后，从中汲取了灵感，开始自由表达自己的奇思异想。

——摘编自刘海翔《欧洲大地的中国风》

材料二   晚清时期，大量的舶来品进入中国，西方服饰在沿海商埠随之出现，有些中国人开始穿西服。民国政府在1912年颁布《服制条例》，规定标准礼服以西服为主，后来各地出现了不少西服店。当时的北京，虽然作为外套的西服并未得到普及，但西式衬衣、针织衫、西裤等已逐渐得到推广。社会上也有反对易服的声音，认为穿西服是“崇洋媚外”“冒充上等人”。有人在《申报》上发文反驳：“欧化逐渐东开，国人多喜穿西装，取其穿之能有活泼的气象与振作的态度，而且便捷无拖沓。”与孙中山有关的中山装，其设计受到西服的影响，但衣领等部位仍保持民族特色。

——摘编自王建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