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最初的“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丰和镐及其周围地区。青铜铭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 曰：余其宅兹于中国， 自之辟民”……到周成王时，……周公扩建洛邑……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也被称为“中国”。古代中国的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一般认为，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作为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所有在这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
——摘编自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
材料二 清朝是我国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时期。国家统一，加上交通事业的发达以及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不少汉族人口迁移到少数民族地区，也使很多少数民族人口迁移到汉族地区。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清王朝由少数民族建立，其对于少数民族和边疆管理的重视，往往要超出一般的汉族王朝。而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国力的强盛，又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姜义华主编《中国通史教程》
材料三 各个历史时期党的宪法性文件和法律文本中对于民族平等团结、多民族国家统一性的强调，都在以制度化的规范形式型塑与强化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摘编自刘玲《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完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百年回溯》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范围的演进历程，结合所学指出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
(2)根据材料二，概括清朝“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原因，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朝对蒙古地区的管理措施。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的重点，并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思想基础和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坚持的民族工作主题。
材料一 西周统治者与社会保持相对平衡状态，权力的施行不但受限于道德，依据血缘关系来参政的传统也对王室权威有实际限制，国君只是“平等者中的首席”。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国际体系”包括了封建等级制度的解体、频繁战争、整体的无政府状态、均势的形成、中央官僚制度的发展等。查尔斯·蒂利认为，战争的压力迫使统治者征用物资，因而不得不与国内资源持有者进行“谈判”，这些“谈判”带来各种权利。如果我们照此理解，那么春秋战国时期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也曾为了鼓动民众参战和为国牺牲而做出三个重大的让步：一是言论自由，二是允许通过上诉来修正司法不公，三是给予在土地授予和福利方面的经济权利。
——摘编自许田波《战争、国家形成与公民权：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比较》
材料二 在奥尔森看来，国家、政府或统治者努力保障个人权利并避免过度掠夺，均源于所谓“共容利益”，目的是保证自身收入的长期最大化。16世纪末的英国，众多贵族和绅士经受不住外贸的利润诱惑而加入各种股份公司。1603年的伦敦，大小事务都受约200名大商人的控制。政治上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产状况，代表商人集团的新贵们在议会中的席位明显增加，新兴阶级不仅影响、甚至控制了政府及议会。因为战争而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王室与商人之间彼此依赖：握有灵活动产的商业家族比起旧土地贵族更能缓解君主的燃眉之急，政府则对商人集团予以特许权的“回报”。新兴集团同国家命运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在国内，他们要求国家保护，并给予他们经济特权；在国外，他们需要国家作为扩张和掠夺的庇护伞。“共容利益”不断扩大，催发了西欧的制度变迁。
——摘编自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周与春秋战国时的社会群体能拥有一定权利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西欧社会形成“共容利益”的原因，并指出其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与所学知识，谈谈中外历史上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间的博弈对我们的启示。
材料 钱穆在探讨中国古代制度时强调
一、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是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否则那些制度各各分裂，决不会存在，也不能推行。
二、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某一制度之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的后影。
三、任何一项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应根据实际利弊而判定。所谓利弊，则应根据当时实际影响而作出判断。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从材料中任意提取一个观点，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知识，运用具体史实予以论证。（要求：明确写出观点，论证充分，史实准确，表达清晰）材料一 公元前11世纪，在牧野之战中周人战胜了曾经相当强大的商人，获得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权。为了能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内迅速建立并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推行了分封制，“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摘编自李凤琴《西周分封制与西欧中世纪分封制之比较》
材料二 分封制在传承与联系制度上就已经决定了周天子的政权不稳，国家的动荡。面对众多力量强大且不受约束的诸侯，假使一家的实力真正成长到能够与天子抗衡，那么王朝的覆灭也就不远了。况且世袭制的延续性，就能够让一方诸侯持续地累积实力。而郡县制联系于任免制而非世袭制。郡守与县长官均由中央皇帝直接任命，并且还设立监察使，行政、军事与司法三权分立，层层将权力集中到中央。这样，不仅减少了地方实力超越中央的可能，还将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大大推进了中央集权的程度。
——摘编自陈鑫高、刘红琪《郡县制较于分封制优势分析与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分封制实施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分封制历史影响。
材料一 梁启超认为，秦代实行专制，与秦始皇“夷六国”“扫封建”而设郡县密切相关。“有郡县，然后土地人民直隶于中央政府，而专制之实乃克举。亦惟以如此广漠辽阔之土地，而悉为郡县以隶于中央政府，则非大行专制不能为功。中国自周末贵族政治澌灭，失去限制君权的阶级，致使专制政治不断得到加强。权臣于国有利有病，但对于君主则病多于利，故欲行完全专制政体之君主，无不摧灭之”。
——摘编自张昭军《“中国式专制”，抑或“中国式民主”》
材料二 自武帝以来，中国政府之组成，既不在于贵族，亦不出于军人，而为一种建立于民众信托之上之“文治政府”。盖操之于非宗教、非封建、非专制、非商业资本之另一中层阶级之手。此即后世之所谓“乡绅”与读书人，此即封建时代“士”者之化身。
——《钱宾四先生全集》
（1）根据材料一，概括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实行君主专制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众信托之上之‘文治政府’”的含义及形成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文治政府”，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