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时期贵族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这样才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①郑国的子产于公元前536年“铸刑鼎”——把惩治犯罪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让老百姓知道犯了法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②这个做法遭到了很多贵族反对。③子产此举,开启了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春秋时期,宗法贵族减弱了气势,新的地主阶层兴起,各利益集团、社会阶层以及经济条件都在发生变化。④“铸刑鼎”这一重大改革措施符合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摘编自马立诚《子产铸刑鼎》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建设大事记
第一阶段 |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法律 |
1954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到1957年全国人大共制订和修改补充了58项法律 | |
第二阶段 | 1958~1976年,全国人大仅制订了《1958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第三阶段 |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
1978~1992年,全国人大制订重要法律230多部,其中包括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法通则》《刑法》《行政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 |
完成下列要求:
(1)材料一的四个序号中,属于历史史实的是 ,属于历史解释的是 。据材料及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时期“铸刑鼎”所反映的社会政治领域的变化。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三个阶段的主要特征。
(3)综合上述材料,归纳法律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材料一 中国古代治理体系具有鲜明特点,大体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在行政体制上以实行中央集权制为主体,在治理理念上崇尚“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局面,在思想文化领域以儒学为正统和主脉,在制度建设上重视顺应时势革故鼎新。
——夏春涛《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的主要特点及当代启示》
材料二
《元代西藏官方档案》内有22份档案,其年代大致为公元1304年至1367年,主要内容包括用八思巴文书写的元代皇帝给西藏地方寺院、官员等的圣旨,以及当时地方官员用藏文给其管辖的官员、寺庙下发的铁券文书和法旨。 |
材料 中国在公元前221年的统一、是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被史学家称为周秦之变的重要标志。秦武力扫平作为宗法政制之承担者的周朝诸侯之后,建立了郡、县、乡、里的垂直型行政系统,“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原六国的贵族被废为平民,秦始皇按军功等能力任用官吏,士兵按征兵的程序入伍。
春秋战国的儒家主张以仁义治天下的王道,法家则基于治野人的办法,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倡行“集权”“法治”。秦选择立足国家之维而攻击儒学为“六虱”的法家,“举事实,去无用,不道仁义”,把君主的意志作为法律,以秦篆的形式“颁行天下”,不分吟域地强制实施。夏商周形成的“华夏”“诸夏”的“文化共同体”的意识,在秦朝统一六国后变成了政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统一的政治意义上的紧密共同体。
——摘编自陈明《从殷周之变到周秦之变》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周秦之变”在政治方面的体现。(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上述变化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史料一 《周礼》记载:“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
史料二 图中绘有山脉、河流、居民点,着重标出了9支军队的驻地、军队番号、防区界线、军事设施和行动路线。图幅中部的三角形城堡,是各支驻军的指挥中心。指挥城堡后面注有“甲钧”“甲英”的地方是军队武器、粮草的集聚地。
史料三 《晋书·裴秀传》记载,裴秀曾提出制图六体:一为“分率”(比例尺),二为“准望”(用以确定地貌、地物间的相互方位关系),三为“道里”(用以确定道路距离),四为“高下”(相对高程),五为“方邪”(坡度起伏),六为“迂直”(实地高低起伏与图上距离的换算)。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
材料二 东周时期地图多用于献祭或军事功能。《禹贡》中地理区分五服,不是按照自然条件划分的,而是按政治地位划分。秦朝地图是行政管理文牍的一部分,地图和其他档案资料有助于保证各种典章制度延续传承。汉代以来,朝贡国的贡品中常常有地图,作为臣属的标志。汉代以后,地方各级政府都定期向中央造送地图。古代中国地图多山水图画式,且图很少,多文字注解。即使后来方志地图多了起来也是为了辅助文字说明。古代中国并没有专门的地图测量官员,即使涉及到地图绘制的定量技术,也多是借鉴天文学、水利学和农学。
——摘编自(美)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
(1)根据材料一的三则史料探究中国古代地图测绘的历史,分别指出其史料类型和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地图发展的特点。
材料一 最初的“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丰和镐及其周围地区。青铜铭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 曰:余其宅兹于中国, 自之辟民”……到周成王时,……周公扩建洛邑……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也被称为“中国”。古代中国的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一般认为,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作为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所有在这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
——摘编自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
材料二 清朝是我国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时期。国家统一,加上交通事业的发达以及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不少汉族人口迁移到少数民族地区,也使很多少数民族人口迁移到汉族地区。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清王朝由少数民族建立,其对于少数民族和边疆管理的重视,往往要超出一般的汉族王朝。而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国力的强盛,又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姜义华主编《中国通史教程》
材料三 各个历史时期党的宪法性文件和法律文本中对于民族平等团结、多民族国家统一性的强调,都在以制度化的规范形式型塑与强化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摘编自刘玲《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完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百年回溯》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范围的演进历程,结合所学指出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
(2)根据材料二,概括清朝“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原因,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朝对蒙古地区的管理措施。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的重点,并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思想基础和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坚持的民族工作主题。
材料一 秦汉以后之社会,非宗法所能维持,故此制因价值丧失以致事实上之消灭。然在周代既有长时间的历史,儒家复衍其法意以立教,故入人心甚深。
——摘自《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
材料二 宋代儒家重视宗法与族谱的生活伦理和社会功能,并将宗法伦理运用于族谱的编撰之中。张载主张用宗法与谱系来“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苏洵在创修《苏氏族谱》时,明确希望“观吾之谱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摘编自张载《张子全书》、苏洵《嘉祐集》
材料三 后世封建不行,而宗法因之以不讲……盖因谱不时修耳,不然则天下一家,中国一人。
——摘编自陈瑄《方氏统会宗谱序》,嘉靖三十七年
(1)根据材料一、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以后之社会,非宗法所能维持”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明儒家编撰族谱的目的,并指出其所体现的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材料一 昔周公吊(感怀)二叔之不咸(通“贤”),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左传》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二 《新唐书》载:“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
材料三 (元行省)……由中央政府常派重臣镇压地方之上,实为一种变相之封建。而汉、唐州郡地方政府之地位,渺不再得。此制大体上为明、清所承袭,于地方政事之推进,有莫大损害。自此遂只有中央临制地方,而中央、地方共同推行国政之意义遂失。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四 雍正年间,用兵西北两路,以内阁在太和门外,值者多,虑漏泄事机,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选内阁中书之谨密者入直缮写。后名“军机处”,地近宫廷,便于宣召,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于是承旨出政,皆在于此矣。
——赵翼《檐曝杂记军机处》
完成下列要求
(1)根据材料一,指出西周与秦朝的地方行政制度,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朝地方行政制度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三省六部制的影响。
(3)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军机处的主要职能。军机处的设置反映了怎样的时代特征?综合上述材料,概括指出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演变的趋势。
材料一 除了军事与经济资源的互为挹注,这些封君与周王室之间,也依仗宗族纽带,用祖先崇拜的繁缛礼仪,以朝贡、觐见、馈赠、通婚、封赏……不断加强亲戚之间的关系。……亲缘网络的伦理要求,是敦睦亲戚的孝道。于是,周人统治的机制,取得了道德的意义。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我将我享(祭献),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保佑)之。仪式刑(效法)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伟大)文王,既右飨(祭献)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诗经·周颂·我将》
(1)阅读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周人统治的机制”是什么?概括这种机制在当时的积极作用。(2)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材料二所蕴含的主要意义,概括指出材料一、二所反映的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9 . 材料一 五帝时期是中国从原始时代到上古时代的过渡阶段。这个时期尚未形成国家,也不是部落联盟,而是“部落联合体”或“酋邦”,并产生了一个超然于各部族之上的部族,它代表整个部落联合体的利益和秩序,其首领被称为帝或后。部族对部族的统治是血缘对血缘的统治,但是各部族往往相对地居住在一个固定的区域之内,因而这种统治也具有一定的地缘成分。相传,颛顼时期“绝地天通”,禁止民间的通灵者随意与天神沟通,改为由专门的祭祀官员负责与天神的沟通。
——摘编自张荣明《中国的国教:从上古到东汉》
材料二 夏王朝在信奉“天命”的同时,强调“德治”。这个“德”包括君臣的品德和安民思想在内,含有氏族社会的传统。……夏王朝与尧、舜时代一样,有浓厚的敬天思想,包括敬神和敬祖在内。这是由原始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发展而来的,只是更具政治色彩,把政权与天命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自己执行的统治权力,是实施上天和神灵的意志。
——黄崇岳:《中国历朝行政管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五帝时期作为过渡阶段的特征。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夏王朝统治的特点,指出其成因。
材料一 周代的人们是生活在一个一个小的自治社会当中的,也就是小共同体当中。在这些小共同体中,各地诸侯大夫的权力是世袭的,不是上面的天子或者国君赐予的,因此也不能被他们剥夺。统治者的经济来源是自己领地的收入,而不是上一级给的工资。小共同体和大共同体的区别,或者说周秦之变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组织形式变了,国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了。
——摘编自张宏杰《简读中国史》
材料二 (元)赵天麟奏议:“今立行省于外,维持错综,众建其官,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可谓于审力(政治稳定)之形矣”。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文宗至顺元年,户部钱粮户数一千三百四十万六百九十九,视前又增二十万有奇,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而高丽守东簿,执臣礼惟谨,亦所未见。
——摘引自《历代名臣奏议》及《元史地理志一》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周秦之变”的主要含义。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角度,简要说明秦朝“国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的原因。
(2)阅读材料二,指出赵天麟奏议中认为行省制形成“审力之形”的核心观点,并概括元代行省制度所产生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