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公文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殷商甲骨卜辞中已有“令”“告”“册”等公文雏形，西周出现“命”“诰”“誓”等王命文书，分别用于授官赐爵、发布政令或训诫臣僚、征伐誓师等重要活动。但总起来看，这一时期的公文文种及数量还很有限，较为系统的行文关系尚未形成。秦汉时文书种类增加，开始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云梦秦简《内史杂》云：“有事请（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王充《论衡》云：“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

材料二   唐代正式公文达到15种，更加规范，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宋代公文文种全方位增多，地方官府间及中央与地方间文书往来远胜前朝，这与地方行政机构的叠床架屋直接有关。元朝皇帝专用文种诏令分为蒙诏和汉诏，以蒙诏为主体，呈现出鲜明的等级色彩。明代皇帝专用文种新增了谕旨，可以绕开文官政府直接下达，到清代开始制度化。清代臣子有一特殊的上奏文种——“奏折”，可以直达御前，增强了保密性。

——摘编自何庄《古代公文文种变迁原因探析》

材料   春秋时期政治体制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新型官僚制度的出现。官僚之称，古已有之,官者管也,是指国家职事人员;“同官为察"， 寮、僚相通,是指同署办事的官吏。在不同历史时期，官僚的形态是不相同的。在春秋以前，官僚位在贵族之下， 类似于后世的管家和管事,各守其职,各司其事，一般不参与国家政务。到了战国时代,各国经过以否定宗族政治为主要内容的变法运动，先后完成由宗族国家向封建专制国家的转变。官僚制度形成，它是和传统贵族世官制相对而言的新的政治制度,是指根据个人的能力、学识、才干提拔、任免、使用官吏的制度,宗族血缘关系不再作为官吏升迁进退的依据。官僚成为独立的阶层，依照国家法令或国君的旨意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国家机器的运转主要通过官僚进行。封建官僚制度最终确立。

——摘编自李学勤主编 《春秋史与春秋文明》

材料一   周代的人们是生活在一个一个小的自治社会当中的，也就是小共同体当中。在这些小共同体中，各地诸侯大夫的权力是世袭的，不是上面的天子或者国君赐予的，因此也不能被他们剥夺。统治者的经济来源是自己领地的收入，而不是上一级给的工资。小共同体和大共同体的区别，或者说周秦之变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组织形式变了，国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了。

——摘编自张宏杰《简读中国史》

材料二   （元）赵天麟奏议：“今立行省于外，维持错综，众建其官，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可谓于审力（政治稳定）之形矣”。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文宗至顺元年，户部钱粮户数一千三百四十万六百九十九，视前又增二十万有奇，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而高丽守东簿，执臣礼惟谨，亦所未见。

——摘引自《历代名臣奏议》及《元史地理志一》

材料一   在我国历史上，商周王朝实行“封邦建国”的分封制……不存在中央对地方进行有效管理的行政区划制度……郡、县作为行政区划单位，均出现于春秋时期，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从而废除分封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度。这在我国古代行政制度史上堪称划时代的变革。

材料二   东汉中平五年，州由监察体制转变为行政区实体，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直至隋代，长达四百余年，州一直为我国最高一级行政区划单位……唐朝初年，道仅是一种监察区划，至唐玄宗时，才发展为行政区划，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单位，从而使唐代地方行政体制由州县两级制转变为道、州、县三级制。宋代沿袭唐制，仅将“道”改名为“路”。

材料三   自元代开始，我国地方行政区划进入省制时代，历经元明清，直至当今。元代实行省、路、府（州）县四级。一级政区是行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

——梁励《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沿革述论》

材料一   梁启超认为，秦代实行专制，与秦始皇“夷六国”“扫封建”而设郡县密切相关。“有郡县，然后土地人民直隶于中央政府，而专制之实乃克举。亦惟以如此广漠辽阔之土地，而悉为郡县以隶于中央政府，则非大行专制不能为功。中国自周末贵族政治澌灭，失去限制君权的阶级，致使专制政治不断得到加强。权臣于国有利有病，但对于君主则病多于利，故欲行完全专制政体之君主，无不摧灭之”。

——摘编自张昭军《“中国式专制”，抑或“中国式民主”》

材料二   自武帝以来，中国政府之组成，既不在于贵族，亦不出于军人，而为一种建立于民众信托之上之“文治政府”。盖操之于非宗教、非封建、非专制、非商业资本之另一中层阶级之手。此即后世之所谓“乡绅”与读书人，此即封建时代“士”者之化身。

——《钱宾四先生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