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西周统治者与社会保持相对平衡状态，权力的施行不但受限于道德，依据血缘关系来参政的传统也时王室权盛有实际限制，国君只是“平等者中的首席”，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国际体系”包括了封建等级制度的解体、频繁战争、整体的无政府状态、均势的形成、中央官僚制度的发展等。查尔斯·蒂利认为，战争的压力迫使统治者征用物资，因而不得不与国内资源持有者进行“谈判”，这些“谈判”带来各种权利。如果我们照此理解，那么春秋战国时期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也曾为了鼓动民众参战和为国牺牲而做出三个重大的让步：一是言论自由，二是允许通过上诉来修正司法不公，三是给予在土地授予和福利方面的经济权利。
——摘编自许田波《战争、国家形成与公民权：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比较》
材料二：国家、政府或统治者努力保障个人权利并避免过度掠夺，均源于所谓“共容利益”，目的是保证自身收入的长期最大化。1603年的伦敦，大小事务都受的200名大商人的控制，政治上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产状况，代表商人集团的新贵们在议会中的席位明显增加，新兴阶级不仅影响、甚至控制了政府及议会。因为战争而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王室与商人之间彼此依赖；握有灵活动产的商业家族比起旧土地贵族更能缓解君主的燃眉之急，政府则对商人集团予以特许权的“回报”。新兴集团同国家命运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在国内，他们要求国家保护，并给予他们经济特权；在国外，他们需要国家作为扩张和掠夺的庇护伞。“共容利益”不断扩大，催发了西欧的制度变迁。
——摘编自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群体能拥有一定权利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西欧社会形成“共容利益”的原因并指出其影响。
材料一 西周统治者与社会保持相对平衡状态，权力的施行不但受限于道德，依据血缘关系来参政的传统也对王室权威有实际限制，国君只是“平等者中的首席”。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国际体系”包括了封建等级制度的解体、频繁战争、整体的无政府状态、均势的形成、中央官僚制度的发展等。查尔斯·蒂利认为，战争的压力迫使统治者征用物资，因而不得不与国内资源持有者进行“谈判”，这些“谈判”带来各种权利。如果我们照此理解，那么春秋战国时期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也曾为了鼓动民众参战和为国牺牲而做出三个重大的让步：一是言论自由，二是允许通过上诉来修正司法不公，三是给予在土地授予和福利方面的经济权利。
——摘编自许田波《战争、国家形成与公民权：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比较》
材料二 在奥尔森看来，国家、政府或统治者努力保障个人权利并避免过度掠夺，均源于所谓“共容利益”，目的是保证自身收入的长期最大化。16世纪末的英国，众多贵族和绅士经受不住外贸的利润诱惑而加入各种股份公司。1603年的伦敦，大小事务都受约200名大商人的控制。政治上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产状况，代表商人集团的新贵们在议会中的席位明显增加，新兴阶级不仅影响、甚至控制了政府及议会。因为战争而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王室与商人之间彼此依赖：握有灵活动产的商业家族比起旧土地贵族更能缓解君主的燃眉之急，政府则对商人集团予以特许权的“回报”。新兴集团同国家命运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在国内，他们要求国家保护，并给予他们经济特权；在国外，他们需要国家作为扩张和掠夺的庇护伞。“共容利益”不断扩大，催发了西欧的制度变迁。
——摘编自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周与春秋战国时的社会群体能拥有一定权利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西欧社会形成“共容利益”的原因，并指出其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与所学知识，谈谈中外历史上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间的博弈对我们的启示。
3 . 中国的政治制度随着时代发展，历经变化。
材料一 华夏国家是依靠封建制（封邦建国，下同）而形成的国家形态。……但是，随着封建制赖以存在的宗法制日渐败坏的时候，再依靠封建制重建国家的企图，就难以实现了。……随着世代的交替，亲族间维持忠诚的纽带日益松弛，诸侯与周室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必须再一次重新寻找制度建构的理路，重新踏上制度建构的征程，这就是从华夏国家到官僚制国家的嬗变。
——刘建军编著《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
（1）依据材料分析春秋时期政治制度变革的趋势及其原因。依据战国时期的历史，说明“制度的重新建构”。
材料二 中国古代行政权力的运行机制以君主权力独占基础上的分权辅政为基本特征。君主集权于上、行政体制分权于下的权力制衡体制，①或是实行集体宰相制度，②或是在正式行政体制之外另设机构，以达到分权的目的。
——摘编自赵沛主编《中国古代行政制度》
（2）依据材料，概括君主专制背景下分权辅政的两种模式。结合史实，说明材料中两种模式
材料一：分封制的发展使地方日益成为强大的权力实体，王室的权力和威望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基于战争的日益频繁，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普遍进行变法活动，以图加强国家力量……君王通过任命、罢免以及监督检查等手段来控制官僚，加强权力的统一和集中。建立郡县制度，代替原有的分封制，限制贵族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那种宗法血缘与政治关系互补型的国家形态——分封制已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必须对此进行改革，使之向纯粹的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社会过渡。而郡县制正是顺应这种大趋势创造并选择的一种新的国家治理方法。
——摘编自王明德《论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
材料二：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行省多名官员中，常常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交参任用。重要政务“事从公议”，而且常有“众论不齐”的情况。行省官朝觐述职和不定期迁调，朝廷遣官钩考、巡察等，或经常举行，或成为定制。元代行御史台及廉访司法既注意对一般地方官府的普遍监察，更把行省当做地方监察的重点对象。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从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郡县制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元代加强对行省控制的措施。
| A．塑造了政治认同 | B．巩固了中央集权 |
| C．提高了儒学地位 | D．促进了文化繁荣 |
| A．实现了高度集权 | B．扩大了周朝的统治区域 |
| C．建立起官僚政治 | D．延续了商朝内外服制度 |
传统治国方略凝聚着中西方古代哲人的政治智慧，它为现代人留下了诸多思考和启迪。
材料一 孔子认为“天生德于予”，提倡德治。德治要求道德极为高尚的“圣人”治理国家，达到“修己以安百姓”的理想目标。孟子也主张统治者施行“仁政”，推行道德教化，让老百姓过上富足生活。与孔孟相比，荀子虽然更多关注人性中恶的一面，但他认为可以利用礼义教化和法律来改变人的恶性。韩非子则认为“好利恶害，人之情也”，因此提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材料二 柏拉图早年把人的天赋善性看成政治的基础。主张靠“集权力与智慧于一身”的哲学王推行贤人政治来维护城邦制度，将“最高尚、最公正的东西”施于公民。从人性自私论出发，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因为法治一方面可以抑制人的性恶，另一方面又能促使人向善的方向发展，因为法律的精神是“善”的，即法律应是合乎正义的。政治团体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至善，其采取的途径主要是靠法治，其次是教育。在城邦中，中产阶级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因此，只有以他们为基础建立的政体才是符合“中庸之道”的最好的政体。
——均摘编自崔永东《中西法律文化比较》
材料三 “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矣。”
——清·顾炎武
(1)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西方治国方略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古代中西方治国方略的异同。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汉武帝是如何实践“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的？
材料一 宗法制最初是古代社会中凭借血缘关系对族人进行管辖和处置的制度，到了西周时期，它演变成为一种具有严密体系的政治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在维护父权的基础上，确保嫡长子对世袭特权的继承。在宗法制下，属同一原始血缘的后代被分为大宗和小宗两个支系。大宗在家庭内部以其具有财产和权力的继承权，而受到庶宗的敬奉，即所谓尊祖敬宗。由于依据任何人都必须尊祖敬宗的规定，国家就建立了以各级“宗子”为中心的宗法统治，形成了族权和政权的结合。
——摘编自刘广明《宗法中国》
材料二 进入秦汉以后，由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推行，作为宗法核心的族权与政权合一不复存在了。这时的宗族已由商周时代的血缘与政治的统一体变为单纯的以血缘亲疏为标准的血缘结合体，由于宗族和政权的分离，宗族中的平民势力得以迅速发展。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受封的诸侯王有管理地方及统兵、自置官属等特权，中央政府平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的这种政治权力被渐次剥夺，皇室宗族也仅仅是食封贵族而已，他们中间的大部分成员已远离了政治权力的中心。西汉建立后，新兴的官宦世家，真正连续仕官四五代以上的并不多见，而到东汉后，豪强地主势力发展，出现一大批世族之家，他们是地方宗族势力的代表。这些世族之家往往聚族而居，形成“门宗广大”的宗族势力。
——摘编自赵沛《论先秦到两汉宗族形态的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宗法制的特点，并分析该制度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汉宗族制和西周相比有何不同，并分析其产生的背景。
| A．周天子权威丧失 | B．中央集权制加强 |
| C．分封制彻底瓦解 | D．宗法制逐解体 |
材料一 西周以同姓兄弟或亲信所封的诸侯国已非过去承认的原有邦国，而是以武力为背景，在原有众多邦国的地域内人为“插队”进去……很像“掺沙子”。分封出去的邦国，按“授民授土”的原则，仍是“有其土、田、人民”的地方实体，并实行贵族世袭统治，地方拥有实权。……西周政治体制明显是二元，而不是一元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并存共荣。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材料三 汉之郡国守相、丞尉、县令长、侯国相及丞尉虽不能用本地人，但他们的属吏必为本地人。如（郡）主簿于属吏中最为亲近，犹今之秘书长，功曹总领众曹，群吏进退赏罚皆由之……故其权极重。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略》
（1）据材料一，分析周王室在原有邦国内“掺沙子”的意图。这一举措对西周政治体制产生了怎样影响？
（2）材料一中秦朝实行了什么制度？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种制度在当时的主要作用。
（3）据材料二，指出汉代地方官员任用的特点。这反映出中央与地方关系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