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24年，以国共合作为特征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国民革命席卷全国。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后，在政治、军事、刑事、土地、人权和经济方面颁布了系列法律条文，如《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陆军刑律》《商民运动决议案》《佃农保护法》《工人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等。在共产党作用下，法律制度建设倾向工农等下层人民，注意到人民的重要地位，使得社会身份得以重视，这在近代中国法制史上公开颁令是第一次。
——摘编自姚庆《论中国近代法治建设转型之路》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抱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将这个宗旨贯彻到法治建设之中。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所明确的“苏维埃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以便利人民群众、维护群众根本利益为目的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无论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所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是新时代法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无论是立法领域，还是执法、司法领域，维护和保障人民利益始终是法治建设的主旋律，都使得我国法治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国家法治的鲜明特色。
——摘编自王春业《论百年来党领导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未来展望》
(1)根据材料一，概括武汉国民政府法治建设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
材料一 基层秩序重构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晚清民国时期主政者自上而下推行“地方自治”的努力，因传统势力的阻挠而归于失败，复兴“保甲制”的努力亦终究无法整合基层社会。于是中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走上了一条自下而上的基层再造道路； “政党下乡”所运用的组织化动员治理技术，在满足农民土地诉求的同时，也使其获得主体 价值感，进而萌发对中共组织的认同感。
——摘编自郭为桂《“组织起来”：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基层治理变迁》
材料二 当前，农村基层治理的生态发生了深刻改变，因此，进一步推进民主管理的科学发展和提升基层治理的能力建设，需要扩大有序民主，健全三级联动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强化公 共服务，完善多元参与的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推进城乡一体，构建融合统一的基层群众自治体系；加大财政支持，加快多元投入的农村社区建设机制；激发社会活力，建构同心多圆的 农村民主管理生态；加强顶层设计，形成科学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战略。
——摘编自陈荣卓等《农村基层治理能力与农村民主管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近代基层失序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近现代中国共产党在基层治理的实践。
材料一在西方，证人宣誓在古希腊时已存在。宣誓被古希腊人视为审判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证人宣誓仪式作为一种宗教仪式，由最初司法裁决功能发展到仅作为法庭听证的一种仪式，虽仍保留一定社会功能（伪证罪的前置要件），但在证人内心深处的情感教化作用已明显超过伪证责任的司法威慑作用。近代以后，西方国家对宣誓的形式、执行、誓词、主体等都做出详细法律规定。总之，证人宣誓制度通过要求宣誓主体在法庭上宣誓，一定程度上约束其行为，保证诉讼结果的公正。
——摘编自李俊刚《证人宣誓的程序与实体价值分析》
材料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按照国民政府要求，在政权机关中实行就职宣誓。在陕甘宁边区，三届边区参议会后都举行政府委员就职宣誓典礼。就第二届、第三届而言，出席典礼人数多，时间均在参议会闭幕后第二天上午9时，宣誓时有领誓人，宣誓人要签名。如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闭幕后第二天上午9时，新当选的边区政府正副主席及委员举行就职宣誓典礼。陕甘宁边区米脂县务委员会举行宣誓就职典礼时，由马继堂主任宣读誓词：“我们受县参议会的委托，奉边区政府的命令，就米脂县务委员会的职位。我们属于不同的党派，不同的阶层，但我们均主张坚持抗战到底，为民族解放而奋斗。”
——摘编自贺永泰、张文欢《延安时期政权机关的就职宣誓及其价值意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西方国家证人宣誓制度产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共产党延安执政时期实行就职宣誓的特点。
材料一 尽管宪政产生的历史条件、生长的社会环境有很大不同，宪政的具体模式和实现机制可以千差万别，但宪政的核心理念与价值却是一以贯之的。鸦片战争的狂风骤雨深深动摇了古老帝国的根基，也唤醒了天朝上国的迷梦。随着满清王朝政治危机的逐渐加深、军事外交的接连失败，以及传统文化的日渐式微与解体，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成为当时中华民族的当务之急。宪政，这一西方的近代文明之物，被视为一剂救世良方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也由此拉开了宪政中国化的序幕虽然宪政运动在近代中国潮声涛起、风起云满，但却始终如雨打浮萍，命运多舛，终究未能在这块异地他乡安身立命，“宪政”也由此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未竞的话题。
——摘编自苗连营《世界宪政文明体系里的“中国色彩”》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时起，就非常关注、重视宪法制定和立宪实践。土地革命期间，在苏联宪法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制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此后由于“左”的错误思想的盛行，民主集中的决策机制被专断的领导意志所取代，出现了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肆意侵犯人权的现象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1982年宪法首次以根本法的形式将“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规定为“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1993年通过的修正案将这一表述修改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将近代以来的制宪者所追求的富强梦想与实现民主、文明的现代需要结合起来，既表达了实现中华民族富强和独立的历史使命，又突出了推进民主和文明建设的时代特征。
——摘编自何勤华《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宪法观念与实践历程》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制宪历程的特点并分析制约近代中国宪政发展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制宪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