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国时期各主要诸侯国先后对旧法律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变法改革，赵国有《国律》，楚国有《宪令》，魏国有《法经》，秦国有《秦律》。魏国《法经》对后来其它各国的立法，特别是秦国商鞅制定秦律影响极大。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缘法而治”是法家的基本主张，最早在秦国付诸实施，商鞅提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使万民皆知所避就”。秦国老幼妇孺皆知“商君之法”。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制史》
材料二 梁启超宣称：“法治主义乃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制定宪法，为国民第一大业”。“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夫世界将来之政治，其有可能更微于近日之立宪政治者与否，吾不敢知。籍曰有之，而不能舍法为治，则吾所敢断言也。”厉行法治，就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民权。梁启超一再申明，法治精神在中国“古而有之”，用先秦法家的君主“法治”来推衍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法治，让人民面对熟悉的概念符号品味西方法律文化。
——摘编自李宁《近代中国的法治思想与政治秩序的互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战国时期“法治”思想的产生背景及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梁启超法治思想进行评述。
材料一 中国法律思想的形成、演变和发展，与法律制度的形成、发展及演变互为表里，并与时代社会的发展相同步。先秦墨家与法家分别从理想法和实在法方面建构出中国古典法治的蓝图与理论框架，墨家的理想构图为统治者所排斥，法家的思想学说伴随着秦的灭亡而式微。汉代儒家又重新举起孔孟的大旗，沿着荀子的路径，采取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论证方式，奉儒学为正宗，将“礼”与“法”合为“礼法”，将“礼治”与“法治”融为“礼法合治”。最先实行的是“春秋大义”即以礼义为原则的“决狱”，后经魏晋、隋唐“律学”的阐释和立法、司法的实践，纲常伦理最终成功地融入社会规则，尤其法制之中。
——摘编自王保民等《“礼法合治”：中国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
材料二 在中世纪西方，曾出现宗教与法律相互贯通的现象，法律往往成为表达一定的宗教观念和宗教要求的重要形式。正是宗教对法律的这种长期渗透和影响才使法律以神圣的名义被信仰以英国世俗法律为例，基督教的平等观是其人权理念的基石；基督教原罪说使得其法律至上理念成为可能与现实；教会法与世俗法长期并存与互相争斗的事实催生了其宪政的分权理念；早期教会法重视程序的思想对彰显程序的法律原则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摘编自柴英等《基督教对西方法律的给养——以基督教对英国法律的影响为例》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法律思想的演进历程。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古代中国与中世纪西方法律思想内容的相同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基督教长期渗透和影响西方法律的原因。
材料一 我国传统礼仪制度蕴含着丰富的劳动教育内容。《礼记》中的很多篇自对人们起床以及入睡时间、从早到晚不同阶段所应该从事的劳作类型及承担的职责等进行了明示和阐述。自周代起，学校中的学生到了农忙季节就要离开学校回乡从事农业生产，只有在每年冬天的农闲阶段才是进入学校学习的主要时间段。在我国古代社会，一般家庭都具有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提倡重视脑力以及体力劳动，并且通过家训家风的形式将这种优秀传统传承和发扬下去。
—摘编自杨玲《论优秀传统文化在劳动教育中的影响》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马列主义成为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受此影响，教育与轻视劳动人民的“旧时代”、剥削阶级垄断的“旧教育”相揖别。劳动、劳动人民、劳动教育成为“关键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政府一方面大力普及各级各类教育，另一方面充分联系生产建设的实际需要，引导未升学的学生参加劳动生产。当时主流的教育论述、讲话和研讨都指向劳动教育，并使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鉴于学校课程学术性高于实用性，升学性先于就业性，国家将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把“勤工俭学”作为教劳结合的手段，并大力发展“半工半读学校”和“业余学校”。
—摘编自陈南《劳动教育：思想演变与地位流变—兼论开展劳动教育的时空背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劳动教育的特点及其成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历来重视劳动教育的意义。
材料一 关于怎样治国，孔子认为，用政令来约束，用刑罚来整治，只能使老百姓暂时免于罪过却不会使其有羞耻之心；用道德来教育，用礼仪来要求，不但能使老百姓知道羞耻而且能够使其敬服（《论语·为政》）。孔子还强调，政令宽和，老百姓就会轻慢，得施以刚猛之策进行纠正；政策刚猛了，民众就会受到摧残，得再施以宽和之策；宽、猛互相调剂的政策才是政治和谐局面的由来（《左传·昭公二十年》）。
——摘编自陈生玺《中国古代的德治与法治》
材料二 “秦汉更替”是德法关系的又一次大变革。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秦以专任法治而强，实现大一统。代秦而兴的汉朝，经过数十年的思想更迭，逐渐接受儒家“为政以德”的理念，确立了“德主刑辅”的治理思想。到隋唐时期，“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德法并重模式日趋成熟。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言之有理工作室《揭秘古代中国德法共治传统》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治国主张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形成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唐等朝代德法共治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剥削阶级法律的本质和特征，固然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但“法密则国无全民”。汉代制定法律凡六十篇，三百五十九章，“律令繁多百有余万言”，到《北齐律》的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条，隋《开皇律》又约为五百条。唐承隋制，当大乱之后为谋求大治，务须“安人宁国”；故加强法制，力求审慎、简明，于是《唐律》根据隋律再为省并。古代统治者认为，公布法要是国家严肃的大事，商鞅“徙木立信”而令出必从，秦国由此富强；新莽自乱其法，终于崩溃；唐太宗鉴于隋末的法令多变，认为立法要审慎，律条要简明准确，颁行后要有稳定性，便成了后世制定法典的准绳。天下没有“万世不变的法则”，古代法制并不是封建帝王口含天宪“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的那样。从《商君书》的“礼法因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到唐初立法的“取合时宜”，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法制。总之，在我国古代史上，一朝结束，一朝兴起都制定法律，本质上是一致的。
——摘编自杨廷福《论中国古代法制建设》
材料二 明太祖朱元璋在总结元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时认为，元败于“纵驰”，因而主张“刑用重典”，即“重典治国”。在立法层面，明朝颁布制定了天量的法律来加强对官吏的治理。《大明律》规定，设“六赃”罪，即监守盗、常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和坐赃六种非法占有公私财务的贪赃行为，以显示罪行的严重。明律中严厉惩罚贪赃枉法的条文比前朝法律大为增多，规定也更加细致全面。在刑法制度上，对于违反法律官员的处罚，量刑较之前朝加重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官吏的定罪一旦判定，则该官吏永久被除名，终身不得录用。除此之外，朱元璋还说：“明处法令行之久矣，奈何犯者相继？由是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犯，作《大诰》以昭示民间，使之趋避。”尽管朱元璋明白“明主治吏不治民”的道理，他深知农民阶级的威力之大，因此必须管理好人民，既要体恤民情，又要防止民众力量过于强大。
——摘编育蔡芃《论明代法治的“重典治国”及对中国当代反腐倡廉建设的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法制建设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代法治政策的主要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代运用法律治国与前代的不同。
材料一 中国古代民富思想的渊源极早。早在殷末周初的《周易》中就有重农抑商、节欲恤民、平施共富的民富思想内容的记载。随着西周初期“敬德保民”思想的出现，民富的思想逐渐在一些文人雅士中受到重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较之前有了较大的提高，社会中的阶级关系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加之统治者治国的理念和方法还处于尝试阶段，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相对宽松的“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于是先贤们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一些对于治国安民的看法，就出现了以儒家、墨家、法家等为代表的学者，根据自家学派的阶级立场，阐述对“民富”思想不同见解的局面。
——摘编自刘晓欣《先秦儒家的民富思想探析》
材料二 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中认为，民生主义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国强才能民富，国强是民富的基础，但民富才是国强的最终目的和最可靠的保证。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中说道：“中国近代患贫极了，因而在行社会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时，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生产力则贫。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政策措施，则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五四时期，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中指出：“中国今尚用手工业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欧美已临第二革命者有殊，故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进行，既废手工而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作为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富民强国的梦想，虽没能亲手实现，但却同样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引导着后继者们朝着这个目标奋进。
——摘编自于颖《孙中山富民强国的思想及其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先秦民富思想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孙中山富民强国思想的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意义。
材料一 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圜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此之谓也。
——《礼记·经解》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其国乱弱矣，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则是负薪而救火也，乱弱甚矣！
——《韩非子·有度》
材料二 法律始终把它的作者的世界图景包含在抽象的形式中，而每一历史的世界图景都包含一种政治——经济的倾向，这种倾向依据的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所想的事物，却依据的是事实上掌握政权并因之掌握立法的阶级所实际打算造成的事物。每一种法律都是由一个阶级以大多数的名义建立起来的。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
材料三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
——2014.10.20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1)根据材料一概括儒、法两家在治国理念上的差异，结合所学指出其中哪一流派的主张更符合战国时期统治阶级的需要，并分析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斯宾格勒关于法律的主要观点。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局限。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时间，并阐明其意义。
材料一 讼师，又名“刀笔吏”，是中国古代专门帮人打官司的一类职业群体。讼师最早出现春秋战国时期。讼师的主要多有两个：一个是代替当事人书写诉状，另一个就是提供“法律咨询”，也即为当事人出谋划，帮助其打廠官司。他们能做的只是代写诉状和出划策这类辅助性的工作，在“过堂”时真正要应对官员质问和对方反诘的还是当事人本人。讼师因为帮他人代写词状、教他人如何打宫司而被视为拔弄是非的人，成了良好社会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遭到官方毫不留情的打压。况且讼师大多由落魄书生转化而来，出身也不算光彩，因而得不到人们的尊敬。
——摘编自杜金亮《近代中国律师制度的产生及其发展——以近代东西方法律文化的交融为视角》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向西方散开国门。随着中西通商，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日益增多。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特别是由于领事裁判权的确立和发展，外国的律师和律师制度也进入中国。在与西方打交道的过中，由于不平等法权的存在和中国法律制度的缺陷，每有法律交涉，中国人总是处于不利地位。社会各界对改革封建纠问式审判的呼声日益强烈。1906年，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主持拟定了《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规定了律师资格、注册、登记、违纪处分、外国律师在通商口岸的公堂办案等内容，该法橐虽因各省督抚的反对而未能公布实施，但却标志着中国从此开始了建立现代律师制度的尝试与努力。
——摘编自李卫东《论中国近代律师职业产生的社会经济动因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讼师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促使晚清时期引进西方律师制度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