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晚期以来，传统的天与天命观念饱受质疑，然而，天的崇高性并未遭到根本性打击。春秋社会，混乱的现实刺激人们思考天命是否在周的问题。春秋金文显示，诸侯们纷纷宣称膺受天命，传统天命观念至此发生重大变化。但同时，祭祀中的尊卑等级屡屡为时人所强调，天帝总是与人间权力最尊者相匹配。春秋社会，人们进一步总结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善之代不善，天命也”的观念，深刻阐明上天无亲疏之别，只辅助有德之人；天助善而祸不善，政必归善者的道理，将天命与德行的关系扣得更紧。春秋时人又常常引用西周天命无常之语以诚当下。凡此种种，皆是在周初“天命靡常”“敬天保民”的传统思想轨道中作进一步的论述，深化、升华了周初天授明德的政治理想。

——摘编自曹大为、商传、王和、赵世瑜《中国大通史》

材料一   周代形成了以维护宗法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和相应的典章制度，并使全部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都纳入到礼的范畴。在司法实践中，刑罚与礼互不相属。法官参照前辈先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法律实践以刑统罪的任意性和不确定性。

春秋战国时期，旧的礼治秩序宣告瓦解，国家制定的成文法开始居于法律规范体系的主导地位，实现了各种社会行为“皆有法式”“事皆决于法”，礼被排斥在法之外。

汉儒以引经注律、经义决狱的方式，“将礼的精神和内容窜入法家所拟定的法律里”，开启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这个过程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律“一准乎礼”而告完成。此后，经宋迄明清，中国法律就基本定型于“德礼为本、刑罚为用”的正统体制，使以礼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规范实现了法典化，同时也使以刑为核心的法实现了道德化。

——摘编自谢作《中国古代礼法关系的演进》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法文化中公正、法治、自由、平等法治思想输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礼法制度……清末预备立宪期间，法律进程正式开启经由沈家本、伍廷芳、俞廉三等人的不懈努力，1911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采用了来自权利能力、债权、所有权等民法概念，引进了契约自由、过失责任等民法原则。同年颁布的《大清新刑律》采用了西方资产阶级刑法的总则与分则两编的体例，并仿照西方刑事法制建立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缓刑、假释及主刑和从刑相协调的刑种体制等刑法制度。中国近代法律体系和制度最终建立起来。

——摘编自张晋藩《综论中国法制的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