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料 | 史料出处 |
| “继自今嗣王……以万民惟正之供。” | 《尚书 · 周书 · 无逸》 |
| “人无于水监（鉴），当于民监。” | 《尚书 · 周书 · 酒诰》 |
| “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 | 《尚书，周书 · 梓材》 |
| “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 | 《尚书 · 周书 · 康诰》 |
| A．神权政治色彩淡化 | B．君民关系相对融洽 |
| C．民本思想比较浓厚 | D．礼乐制度雏形初显 |
材料一 商鞅在帝道、王道、霸道三种治国策略中选用霸道，但他只是将法治置于极高的位置，并未忽略对礼治的选用。商鞅主张“圣人不法古，不循今”，认为在诸国争霸的乱世，一味沿用前代的礼乐制度和仁善教化的治国方略是不合时宜的，应在借鉴前代的基础上改革古礼古法，以争霸的具体形势制定新的准则。国家整体所应遵循的制度规范和限制的群体是除国君外的所有阶层。商鞅秉承“以刑去刑，国治”的法治思想，保证法令的严格执行力与权威，不会因先前的功与善而减轻刑罚。在“重刑轻赏”的理论构建中，商鞅并未否定“礼”的相关内涵，而是“礼”纳入到“法”的整体概念之中，以便更好地执行法令。商鞅所奠定的国家政治思想及其价值系统逐步内化于儒家学说，成为历代专制国家的内法外儒、霸王道杂之之学，影响国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
——摘编自于广海《两汉治策中的礼法并用研究》
材料二 12—16世纪，西欧大陆各国兴起了一场研究和适用罗马法的运动。10世纪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欧新兴城市开始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即主要基于民事和商事活动产生的社会关系。然而，已逐步沦为习惯法的日耳曼法简陋、注重形式等不适宜商品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不能承担调整新社会关系的重任。教会法目的在于维护教权统治，也不能满足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要求。百年战争之后法王路易七世率先引用罗马法鼓吹君权至上，臣属皆卑的舆论。他在敕书中宣称“打击破坏公理的强权势力，维护驯服的臣属，使主权得到伸张，是国王的应尽之责”。到中世纪后期，法国人文主义法学派试图将法律中包含的神学因素剔除以弘扬世俗法，使得罗马法复兴运动在西欧得到进一步发展。
——摘编自崔明轩《论罗马法复兴运动产生的原因和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商鞅礼法思想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其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2—16世纪西欧兴起研究和适用罗马法的原因。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均推崇“勇”德，下表是儒法两家关于“勇”德的论述
| 内容 | 出处 |
| “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要与面临任务知戒备、善谋划并能实现的人共事） | 《论语·述而》 |
| “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 | 《荀子集解》 |
| “‘困而知’ ‘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 《中庸章句》 |
| “死而不义，非勇也。” “违强陵弱，非勇也” | 《春秋》 |
| “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使民怯于邑斗，而勇于寇战” | 《商君书锥指》 |
| “法之所加，勇者弗敢争” | 《韩非子集解》 |
材料二 西方的“勇”德最早表现于《荷马史诗》，它把尚武勇敢看作是最高美德，战场上越勇，获得的战利品越多，荣誉也就越高，越是受人尊敬。后来，思想家们又不断从哲学层面思考“勇敢”。亚里士多德： “一个勇敢的人，怕他所应该怕的，坚持他所应有的目的，以应有的方式，在应该的时间。一个勇敢的人，要把握有利时机，按照理性的指令而感受，而见子行动”。斯宾诺莎： “勇敢是一个人被激动而作同辈的人所不敢作的危险之事的欲望”。康德： “心灵通过思考而镇静地去承担危险就是勇敢”“轻率的人则是莽撞的，他敢于去冒险是因为他不知道危险”。
——摘编自陈娟《论“勇”——基于中西方传统德性教育的比较视角》
(1)根据材料一，分别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勇”德的内涵，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儒、法两家推崇“勇”德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古代中国与西方对“勇”德认识的相同点。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传统“勇”德思想的当代价值。
材料一 “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
“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
——《管子》
材料二 北洋军阀专制独裁统治，公开践踏民主法律，使我国法治建设面临危机。此种情况下，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革命根据地广州国民政府，举兵北伐。在北伐过程中，蒋介石于武汉另立国民政府，制定法律制度颁布施行，在政治、军事、土地、人权等方面均颁布一系列法律条文，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陆军刑律》《商民运动决议案》《佃农保护法》《工人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等。在共产党作用下，法律制度建设倾向工农等下层人民，注意到人民的重要地位，使得社会身份得以重视，这在近代中国法制史上公开颁令是第一次。
——摘编自姚庆《论中国近代法治建设转型之路》
材料三 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所明确的“苏维埃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以便利人民群众、维护群众根本利益为目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无论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所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是新时代法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无论是立法领域，还是执法、司法领域，维护和保障人民利益始终是法治建设的主旋律，都使得我国法治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国家法治的鲜明特色。
——摘编自王春业《论百年来党领导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未来展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管子的主要法治思想。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国民政府法治建设的特点。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我国当代法治建设的认识。
材料 家风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可以追溯至先秦时代，以民为本、重视民生成为此时王室家风中的重要内容。春秋战国时期，“礼”的学习贯穿于家庭教育之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孔子对其子孔鲤的过庭之训，孔子认为“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汉朝以来，立德修身、重视治学、学而优则仕的家风逐步形成，大量家训开始出现，譬如汉高祖刘邦遗嘱《手敕太子文》，教导其子刘盈要“读书练字，尊老用贤”。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的社会思潮不断涌现，但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家风文化仍然占据主流，忠孝礼仪、读书修身、勤俭节约仍旧是传统士族家庭进行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如诸葛亮的《诫子书》、曹操的《诫子植》。除了诫子文书之外，《颜氏家训》的问世意味着我国拥有了第一部系统成熟的家风教育文献，直接推动了我国家风文化在民间的大发展大繁荣。李唐帝国时，家风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是“重视知识、读书论学”，这得益于文官科举选仕制度的确立。
宋明时期，出现大量家训读本，如司马光的《家范》、陆游的《放翁家训》等，内容涉及忠君爱国、读书学习、修身立世、礼仪规范、勤俭节约、齐家守业等，集中体现了当时士大夫阶层家风的主要内容。宋明时期，以儒家家风为主体，以商贾家风、女子家风等为有益补充，中国传统家风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具备了成熟完备的理论形态。
——摘编自张贝：《历史视域下的中国传统家风文化及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代家风的主要特征。(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传统家风传承发展的积极影响。
材料法律是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我国古代自从国家出现后，统治阶级就开始通过国家机关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同时，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的理论对我国古代法律的影响很大。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被直接纳入很多的法律之中，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塑造了我国古代法律“伦理法”的特性。
——摘编自王科《浅析我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中国古代法律与儒学”为视角自拟一个论题，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言之成理。）
材料一 从《周礼大司徒》的记载来看，西周时已相当重视人口生养了，所谓“保息六政”中，第一条就是“慈幼”。自春秋战国以来，充足的人口不光是一个文明延续的根本，更是国家赋税徭役与战争实力的保障，因而历代王朝基本都继承了西周鼓励生育的政策，《国语越语》就记录，“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对违反计生对象的处罚也很严厉，据《汉书惠帝纪》记载，“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五算”就是要缴五倍人头税。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初，便发布了《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加强生育风气的引导，动员富人赞助无法娶亲的穷人，将生育的好坏、鳏寡人口的数量，作为地方官员的政绩指标，进行考核；提倡“男子娶寡妇、寡妇再改嫁”这样的政策，否定男子娶二婚女不体面、女子“从一而终”的旧观念。
——摘编自《贞观元年婚姻诏令考释》等
材料二 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就有一些学者意识到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严重问题，中国传统时代的人口观出现了变化。宋代人口总数峰值达到8000余万，在这种背景下，历史学家马端临认为“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提出了重视人口质量和整体素质的“计生”理论。
到了清末，人口膨胀到4亿之众，社会弊病丛生，历史地理学家汪士铎就把太平天国的爆发原因归结为中国的“人多”，并提出了一系列极端的、违背情理的人口控制措施，如推广溺女之法，施送断胎冷药，严再嫁之律，立童贞女院等。
——摘编自《文献通考》《汪士铎人口思想研究》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人口生育政策的特征并分析其价值。
(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宋以来学者人口观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上述材料的历史启示。
材料：古代中国追求和睦友好，向往“无讼”社会。首次明确提出“无讼”的是孔子。老子“无为”在诉讼上即归于“使民不争”。法家重刑，根本是为“无刑”也即“无讼”。“秦汉以降，司法官多奉行调处息讼原则”。至两宋调处制度化，明清则臻于完备。“明德息讼”官吏才会赢得好口碑，得到统治者赞赏。教化不成的兴讼之人、诉讼参与人，包括证人等均会被视为“待罪之身”。明代建构了双重调解程序：先民间调解，民间调解不能解决时再行诉讼，里老调处是民事诉讼的法定必经程序；即便进入诉讼程序，司法官也优先调解。清代州县诉讼内调解具强制性，当事双方需“遵命和息”。清代还存在委托调解制度，即州县接到诉状，认为事微不值或事关亲族关系不便公开传讯，则将诉状转达乡保、族长调处。又因民事纠纷多发于乡里，乡保易闻真实，这种“半官方”的乡保调解，不但极常见且十分有效于纠纷解决。当然官府也必然同时严密监控和管理。
——摘编自张嘉军《古代中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初探》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推动我国古代民事调解机制形成发展的原因。
（2）请从“古为今用”出发，评价我国古代民事调解机制的当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