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无讼”思想在中国的历史悠久，儒家把“无讼”思想作为其施政的目标之一、主张“德主刑辅”“以德去刑”。中国传统社会重视预防犯罪，官府通过制定复杂的诉讼程序和收取高额的诉讼费用来达到息讼的目的，对百姓之间产生的矛盾和纠纷则通过国家的管理模式和封建制度的调解机制来化解，使得诉讼无可能发生，做到禁之于未然。在儒家“以和为贵”的和谐观念影响下，如果有人一遇到纠纷就诉至官府，不但会劳民伤财，还会破坏人们之间和谐相处的关系，伤害彼此之间的感情，甚至还会反目成仇，这样势必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
——摘编自叶宇昆《论中国传统“无讼”法律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材料二 在明清史料中， “好讼”“喜讼”“健讼”“嚣讼”“刁讼”成为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明代地方诉讼风气，一般说来，江南超过江北。安徽凤阳府天长县因为江西、福建、苏、歙“流奸”，“往往避罪逃匿本县铜城、汊涧、扬村等镇”，结党煽祸，起灭教唆，最终导致“争讼渐烦”。“讼棍”教唆百姓频繁诉讼，这些人“专哄平人告状，讼端既兴，则运用笔锋，播弄诡计，代为打点。”清人龚炜言，清代的乡村百姓，已从原先言及官吏俱有“怖色”，进而演变为与“胥吏亲热”，甚至“视公庭如熟路”。乡村如此，城市更是可想而知，最终导致“案牍”日繁。
——摘编自陈宝良《从“无讼”到“好讼”：明清时期的法律观念及其司法实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无讼”思想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好讼”之风形成的背景。
材料 从周代至战国，教化可谓政教风化和德育的代名词，是一种引导个体身心摆脱原始状态，达至“仁义”“礼”“智”的境界。就传统儒家而言，教化并不是反对法律，而是倡导“德先刑后”“德本刑末”的教化手段。传统教化思想在整个封建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成就与其严密的教化网络和运行机制密切相关，这种立体网络系统既包括各级各类组织化的学校系统，也包括了乡约、族法、家规、祭祀礼仪、蒙学等自发的社会教化系统。……在古代众多教化榜样中，有三类是人们效仿的对象：一是圣人，即“百世之师”。二是明君，即最高统治者的率先垂范。三是名臣和名士。此外，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背景下，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就成为人们的理念追求，而社会和文化精英扮演了规则发现者、表述者和践履者的角色……也是一般所谓教化向更普遍范围的人群示行、推广规则的基点。
——摘编自雷月荣、程红艳《传承与融合：论中国传统教化及其当代德育价值》
(1)根据材料，指出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教化的特点。(2)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国古代传统教化。
材料一 西周以“明德慎罚”为立法指导思想；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立法必须“令顺民心”；子产“铸刑书”是对“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变革；《韩非子》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荀子》说，治之经，礼与刑；汉代主张德主刑辅；唐代倡导德礼为本、刑罚为用；等等。
——摘编自祝晓光、杜海《先秦法律思想谈片》
材料二 西方法律制度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国家的典型代表为英国法和美国法，英国的法律制度通过对契约制度、陪审团与辩护制度的司法实践，阐释了英国法律制度的核心思想；美国的法律制度特色主要体现在宪政与司法独立方面，美国宪法的产生、发展过程以及美国宪法中所体现出的三权分立思想，阐释了美国宪法的核心。大陆法系国家的典型代表是法国，法国的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在成文法典的编纂上，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国民法典》，它所体现的注重保护个人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思想是一切进步民法的精神和灵魂。西方法律制度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现问题，不断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逐步形成了适合自身体制的制度体系。
——摘编自曹成旭《浅析西方法律制度发展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相比，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不同，并分析产生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韩非认为给“小过者”施以重刑，就会使人小过不犯，重罪更可以避免，最终达到“无罪而乱不生”的境界。他又说：“然则去微奸之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他坚持“必罚明威”的杀无赦观点，“吾能治矣！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
——摘编自谷方《韩非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唐律疏议》规定，贵族犯罪，分别得以议、请、减、赎和官当；如犯谋反大逆罪，则因家庭关系，按亲疏分别“缘坐”；如家属或亲属间一般犯罪，可“同居相为隐”；如夫“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而妻殴夫，要徒一年；如“主人殴部曲至死者，徒一年”，而部曲、奴婢过失杀主，处绞刑；等等。
——据冯红《唐代刑法原则考论——以<唐律疏议>为中心》等整理
材料三 民法典是一部非常接地气的法典。从未出生胎儿的权利到不同年龄段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从公民乘车出行到房屋出租买卖，从结婚离婚到家庭关系和遗产继承，它涵盖各个方面。民法典的许多内容体现出对社会发展新需要、人民权利发展新需求的积极回应。它摈弃了历史上资产阶级民法典重物不重人或者见物不见人的缺点，把对公民享有的人格尊严的权利，全面纳入民法典的调整和保护范围。
——据刘丹《民法典：充分彰显中国特色与时代精神》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述韩非重刑的思想，结合所学分析其提出上述思想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唐律疏议》的立法特色及其历史地位，分析其立法特色形成的原因。
(3)阅读材料三并结合所学，评析“民法典”的特色。
材料一
| 人物 | 政治主张 |
| 孔子 | “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
| 老子 | “无为而民自化”“为无为，则无不治” |
| 韩非 | “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 |
——引自《论语》《老子》韩非子》
材料二 “贞观之治”成绩的取得，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这一政治路线的成功。以往谈及贞观之治，只是一味强调唐太宗、魏征等人的自觉，常常忽略中国制度的重要背景。魏征从贞观七年开始担任门下省的长官，直至贞观十七年去世，都是门下省的负责人。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与三省制关系密切，而三省制的运行机制，更值得重视。唐朝也被称为“律令国家”，因为它把中国自汉魏以来的传统律法、律令做了一番非常完善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律令制度……《唐律疏议》对古代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立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荣新江等《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
材料三 回顾人类文明史，编纂法典是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法治建设工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志。民法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而现行民事立法中的有些规范已经滞后，难以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编纂民法典，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注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法律规范。
——摘编自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老子、韩非的政治主张。结合所学，指出秦汉时期治国主导思想的演变。(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三省制运行机制的角度说明“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并概括《唐律疏议》在中外法制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新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的必要性。
材料一 西周建立以后，周公旦在周人原有的礼仪文化的基础之上，积极吸收整合了夏商的礼仪文化，改造出有利于巩固周王朝统治的礼乐文化。它既是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加以系统化反映，也是周人具体实践的总结。《周礼》《仪礼》《礼记》等是反映先秦时期礼乐文化的典籍，尽管对于其成书时间等诸多问题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典籍主要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礼乐文化。西周时期的礼乐文化内容十分广泛，上到国家的立法行政、各级贵族的权利义务，下至衣食住行、婚嫁丧葬、迎来送往，几乎无所不包。进入春秋时期，王室衰落，礼崩乐坏，礼乐文化由此衰落。但它被孔子、孟子等诸子加以改造后，纳入儒家文化体系中，从而融入到中华文化血脉之中，在此后的两千五百多年里，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马庆伟《礼乐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及其对新时代意义》
材料二 先秦儒法之争并非“人治”与“法治”的对立。汉代新儒学融合百家，也终结了儒法之争。中华法系是礼法体制、礼法法系，并形成了帝制中国“礼法之治”的治理模式和志士仁人对“良法善治”的不懈追求。礼法仍存活在中国人的法文化血液深层之处，其中不乏有益于建构现代法治中国的元素和智慧。在法制和法文化领域，建立文化自信和接续、转化、弘扬传统，应从礼法传统入手，一味地从法家“法治”、儒家“德治”去分头寻找，可能本身就已陷于路径选择之误。
——摘编自俞荣根《超越儒法之争——礼法传统中的现代法治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西周时期礼乐文化的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礼法传统”与“现代法治”展开论述。（要求：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我国传统礼仪制度蕴含着丰富的劳动教育内容。《礼记》中的很多篇自对人们起床以及入睡时间、从早到晚不同阶段所应该从事的劳作类型及承担的职责等进行了明示和阐述。自周代起，学校中的学生到了农忙季节就要离开学校回乡从事农业生产，只有在每年冬天的农闲阶段才是进入学校学习的主要时间段。在我国古代社会，一般家庭都具有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提倡重视脑力以及体力劳动，并且通过家训家风的形式将这种优秀传统传承和发扬下去。
—摘编自杨玲《论优秀传统文化在劳动教育中的影响》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马列主义成为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受此影响，教育与轻视劳动人民的“旧时代”、剥削阶级垄断的“旧教育”相揖别。劳动、劳动人民、劳动教育成为“关键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政府一方面大力普及各级各类教育，另一方面充分联系生产建设的实际需要，引导未升学的学生参加劳动生产。当时主流的教育论述、讲话和研讨都指向劳动教育，并使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鉴于学校课程学术性高于实用性，升学性先于就业性，国家将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把“勤工俭学”作为教劳结合的手段，并大力发展“半工半读学校”和“业余学校”。
—摘编自陈南《劳动教育：思想演变与地位流变—兼论开展劳动教育的时空背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劳动教育的特点及其成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历来重视劳动教育的意义。
材料一 战国时期各主要诸侯国先后对旧法律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变法改革，赵国有《国律》，楚国有《宪令》，魏国有《法经》，秦国有《秦律》。魏国《法经》对后来其它各国的立法，特别是秦国商鞅制定秦律影响极大。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缘法而治”是法家的基本主张，最早在秦国付诸实施，商鞅提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使万民皆知所避就”。秦国老幼妇孺皆知“商君之法”。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制史》
材料二 梁启超宣称：“法治主义乃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制定宪法，为国民第一大业”。“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夫世界将来之政治，其有可能更微于近日之立宪政治者与否，吾不敢知。籍曰有之，而不能舍法为治，则吾所敢断言也。”厉行法治，就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民权。梁启超一再申明，法治精神在中国“古而有之”，用先秦法家的君主“法治”来推衍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法治，让人民面对熟悉的概念符号品味西方法律文化。
——摘编自李宁《近代中国的法治思想与政治秩序的互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战国时期“法治”思想的产生背景及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梁启超法治思想进行评述。
材料：直诉制始于西周时期，当时起名叫路鼓制，就是将鸣冤大鼓置于宫门外路边，并设有专门官员进行管理，只要有百姓遭受冤屈，就可以到宫门外击鼓鸣冤。然后由专职官员受理，层层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司法机关进行审核与审理，最大限度地保障百姓的利益。如果案情涉及到官员贪赃枉法或是受理冤案的官员徇私舞弊，袒护地方官员，无视百姓的申诉，甚至暴力撤诉，那么就要受到惩罚。西晋时期，路鼓逐渐发展演变成登闻鼓，方法是将鸣冤鼓置于官员朝堂外侧，接受平民直诉，这种名称一直沿用到后世数个朝代。
到了唐朝时期，除了登闻鼓以外，平民上诉还增加了新的渠道，就是在皇帝驾车出行的途中跪地喊冤，把情况直接反应给皇帝，直达最上层。
宋朝基本延续了前朝的直诉特点，并在此基础上予以创新，设立了专门的直诉机构，登闻检院和登闻鼓院。两大机构相互协同，共同完成申诉处理，宋朝直诉制度最大的特点在于提高了百姓直诉的门槛，有严格的受理程序。对于不适用上诉的案件打回地方重审，而将真正需要上级机关审理的案件筛选出来，这有助于提高直诉的效率和案件质量。
……清对直诉的条件规定较为苛刻，清末设置大理寺管辖京控案件；辛亥革命爆发后，封建帝制结束，直诉制度就此结束。
——摘编自《浅谈中国古代直诉制度及其对中国现代信访制度的启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直诉制度存续的基础。(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直诉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圣经》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同时，也彰显出丰富的社会规范思想。基督教要求人们立足于世俗社会来追求理想的天国，要求人们应当遵守世俗社会的法律。《创世纪》认为上帝创造了人，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圣经》孕育了基督教法治传统的萌芽，在教会里，主教和信徒极力提倡法律的权威，主张法律权威高于国王的权威，国王应服从于法律，形成了教权与王权“双峰对峙”的局面。宗教改革后，教会影响力逐渐削弱，但在西方的个人价值、尊重人格的理念及婚姻、财产、继承、犯罪与刑罚等方面，教会法都一定程度地融入了近代法律条款中。
材料二 周公“引德入礼”，将道德观念注入礼的范畴，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理念，用“德”来沟通天命，使“德”成为评判是非的准绳和圭臬。荀子在重视“礼”的作用时，把“法”摄入“礼”的范畴，把“礼”和“法”看作是治国的基础和起点。随着专制皇权的不断强化，统治者通过特定的礼仪规范，以实现道德教化对民众进行引导与劝勉，使人遵守“上下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同时，即使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和“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理想，却总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差级制的现实所遮蔽和湮灭。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靳浩辉《中西文化对勘视阈中的礼法之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世纪和近代基督教对社会教化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儒家礼治传统与西方基督教法治传统的不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