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区域文化交流不断走向深化 | B．礼乐规范社会秩序作用式微 |
| C．西周青铜制造工艺水平发达 | D．法治成为社会治理重要手段 |
材料一 中国古代，剥削阶级法律的本质和特征，固然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但“法密则国无全民”。汉代制定法律凡六十篇，三百五十九章，“律令繁多百有余万言”，到《北齐律》的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条，隋《开皇律》又约为五百条。唐承隋制，当大乱之后为谋求大治，务须“安人宁国”；故加强法制，力求审慎、简明，于是《唐律》根据隋律再为省并。古代统治者认为，公布法要是国家严肃的大事，商鞅“徙木立信”而令出必从，秦国由此富强；新莽自乱其法，终于崩溃；唐太宗鉴于隋末的法令多变，认为立法要审慎，律条要简明准确，颁行后要有稳定性，便成了后世制定法典的准绳。天下没有“万世不变的法则”，古代法制并不是封建帝王口含天宪“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的那样。从《商君书》的“礼法因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到唐初立法的“取合时宜”，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法制。总之，在我国古代史上，一朝结束，一朝兴起都制定法律，本质上是一致的。
——摘编自杨廷福《论中国古代法制建设》
材料二 明太祖朱元璋在总结元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时认为，元败于“纵驰”，因而主张“刑用重典”，即“重典治国”。在立法层面，明朝颁布制定了天量的法律来加强对官吏的治理。《大明律》规定，设“六赃”罪，即监守盗、常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和坐赃六种非法占有公私财务的贪赃行为，以显示罪行的严重。明律中严厉惩罚贪赃枉法的条文比前朝法律大为增多，规定也更加细致全面。在刑法制度上，对于违反法律官员的处罚，量刑较之前朝加重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官吏的定罪一旦判定，则该官吏永久被除名，终身不得录用。除此之外，朱元璋还说：“明处法令行之久矣，奈何犯者相继？由是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犯，作《大诰》以昭示民间，使之趋避。”尽管朱元璋明白“明主治吏不治民”的道理，他深知农民阶级的威力之大，因此必须管理好人民，既要体恤民情，又要防止民众力量过于强大。
——摘编育蔡芃《论明代法治的“重典治国”及对中国当代反腐倡廉建设的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法制建设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代法治政策的主要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代运用法律治国与前代的不同。
| A．反映等级秩序走向瓦解 | B．说明法家思想更适应现实需要 |
| C．适应阶级关系变动需要 | D．表明郑国和晋国率先走向法治 |
| A．利于扩大法律的适用范围 | B．倾向于对平民权益的保护 |
| C．彰显了法律的“去神秘化” | D．力求稳定封建统治秩序 |
材料 “礼法合治”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在长期的实践中经过反复检验而形成的治国理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礼法合治”思想是中华民族治国理政的宝贵结晶，对当代社会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礼法合治”思想推翻了礼治与法治的敌对状态，开创了礼治与法治、道德教化与刑罚惩罚相统一的理念，为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马伟霞《中国传统“礼法合治”思想及其对全面依法治国的启示》
结合材料和所学中国史相关知识，围绕“礼法合治”自行拟定一个论题，进行阐述。（要求：主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不得照抄材料原文）| 记载 | 出处 |
| “明刑（慎罚）"怀刑”“敏谏罚讼" | 《大盂鼎》 |
| “流宥五刑（用流放的惩罚来宽宥应处“五刑’的人），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 | 《尚书.舜典》 |
| “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比喻统治者宣布法令，不宜仅布之官府，而宣布之民间） | 《周易.小过》 |
| A．表明先秦时期法制较为健全 | B．体现了德治的思想与精神 |
| C．折射出法治思想得到了弘扬 | D．强调了统治者的道德修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