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诸子异说，辩驳之风盛行，其中儒法之礼与法、德与刑对立。然而，战国末期儒法合流的取向巳初露端倪，这在《管子》和《荀子》那里已有所反映。……但西汉自立国以来，随着儒家地位的不断回升以及儒法双方某些内在因素的相近性，儒法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既相互冲突又彼此靠拢，最终演化出了一些新的事物，如儒家化的法律等，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及其运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刘宝村《秦汉间的儒法合流及其影响》

材料二   汉初从秦暴虐酷刑、二世而亡的教训中，得出“刑罚积而民怨背，礼文积而民和亲”的悲剧总结。在沿用秦所建立的法律制度框架基础.上，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引入法律，改变了秦律的残忍冷酷。董仲舒是西汉中期以后礼法融合的重要理论奠基人物，他构建了一套融合礼与法的天人感应宇宙论哲学基础，从理论上解决了礼法融合的障碍。董仲舒的学说为经义决狱开启理论合理性，并为后世统治阶层构建更为完整的德主刑辅法制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董仲舒大力倡导的“春秋决狱"有力地促进了法律伦理化的司法审判实践。开始了后世引礼入法、引经决狱的潮流，启动了法律儒家化过程。

——摘编自寇纪元《从儒法论争到儒法融合：我国儒家法传统的形成及现代思考》

材料   法治和德治都有各．自的功能优势与局限，且法治的优势即为德治的局限，德治的优势即为法治的局限，因此必须进行法治与德治的最佳配置，使其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局限得到最大程度的克服。

——摘编自应飞虎《法治与德治一基于伦理学、经济学和法学的比较分析》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均推崇“勇”德，下表是儒法两家关于“勇”德的论述

材料二   西方的“勇”德最早表现于《荷马史诗》，它把尚武勇敢看作是最高美德，战场上越勇，获得的战利品越多，荣誉也就越高，越是受人尊敬。后来，思想家们又不断从哲学层面思考“勇敢”。亚里士多德： “一个勇敢的人，怕他所应该怕的，坚持他所应有的目的，以应有的方式，在应该的时间。一个勇敢的人，要把握有利时机，按照理性的指令而感受，而见子行动”。斯宾诺莎： “勇敢是一个人被激动而作同辈的人所不敢作的危险之事的欲望”。康德： “心灵通过思考而镇静地去承担危险就是勇敢”“轻率的人则是莽撞的，他敢于去冒险是因为他不知道危险”。

——摘编自陈娟《论“勇”——基于中西方传统德性教育的比较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