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韩非子•有度》
(1)依据材料一，概括法家关于国家治理的主要观点。
材料二
序号 | 文献来源 | 内容摘录 |
① | 《商君书•境内》 | 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 |
② | 《睡虎地秦墓竹简》 | 行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勿敢留。留者以律论之。 |
③ | 《史记•商君列传》 | 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 |
④ | 《里耶秦简》 | “迁陵（县）以邮行洞庭（郡）”“迁陵以邮利足（走得快的人）行洞庭，急” “乡啬夫以律令从事”。 |
⑤ | 琅碑刻石“颂秦德” | 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器械一量，同书文字。 |
材料三 清朝时编纂的《四库全书》称唐律“一准乎礼”——以儒家礼教纲常为法律的指导思想。儒家强调宽仁慎刑。比较前后朝代，“用刑持平”“务在宽简”，使唐律有“得古今之平”的美誉。
唐律将“供养有缺” “丧期作乐”等违礼行为列入“不孝”罪的范围，实际上是将礼的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
唐律被后世奉为立法的楷模。宋朝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
日本颁行的《大宝律令》的篇目、顺序与唐律一样；朝鲜的《高丽律》也是摹仿唐律；越南的《刑法》《国朝刑律》大体“遵用唐宋之制”。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制史》
(3)依据材料三，指出唐朝法律的特点。简要分析唐律的影响。
材料一 早在夏朝，大禹就通过商品交换的方法解决百姓饮食问题，商代时期，出现了以货币作为等价物的商品交换关系，西周时期，政府开始通过法律或制度对契约进行调整和规范。秦汉时期，政府严格限制契约订立主体资格的同时，将田地、房屋等不动产和丝织、牲畜等动产均纳入契约标的物种范畴之内。东晋时期，还出现了在两份契约骑缝处标注特殊字符的现象。隋唐宋元时期，寄托契约、租赁契约、担保契约和信用契约、信用证券、信用买卖契约等信用性契约形式不断出现。至明清时期，私人订立契约十分普遍，雇佣、婚嫁、合伙经营等都以契约作为主要凭证，“申牒和立账取问亲邻这两项代表封建朝廷政治权力和宗族势力对土地买卖干预的手续已被取消了”。
——摘编自李秋梅《论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的发展与演变》
材料二 19世纪末期以来，郑观应等人提出的“商战”思想的付诸实践以及美国宪法、日本法学等西方法理的传入推动了近代中国契约法规的重要转型。20世纪初期的《大清民律草案》将契约视为最重要的法律行为而“成双方之行”，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内务部通饬保护人民财产令》中“私有财产权神圣原则”的确立，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契约制度向近代的转化。在殖民化的商业浪潮面前，一部分失地农民逐渐转向城市谋生，开埠通商城市也逐渐成为中国新兴城市的主体。《大清现行刑律》、晚清的公司法、《中华民国民法》等法律中均有不少与契约相关的内容。
——摘编自李倩《民国时期契约制度研究》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契约制度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近代契约制度取得新发展的表现及其动因。
(3)近年来出现了收藏民间契约文书的潮流。请简析契约文书的史料价值。
材料
序号 | 史料 |
① | “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 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无可与虑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 舍所好而行所恶。” |
② |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
③ |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者之政胁之。夫此三者，各有所 施，而化之为贵。” |
④ | “刑重者，民不敢犯， 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 |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重法派和重德派的异同点并谈谈你的历史认识。
4 . 公元前536年的“铸刑书”——把惩治犯罪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全国老百姓公布。这是中国政治史、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春秋时期，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决不能让国人知道。这样才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子产这个做法，遭到很多贵族反对。
——整理自马立诚《子产铸刑鼎》
依据史料，概括子产“铸刑书”改革的意义。
材料 从周代至战国，教化可谓政教风化和德育的代名词，是一种引导个体身心摆脱原始状态，达至“仁义”“礼”“智”的境界。就传统儒家而言，教化并不是反对法律，而是倡导“德先刑后”“德本刑末”的教化手段。传统教化思想在整个封建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成就与其严密的教化网络和运行机制密切相关，这种立体网络系统既包括各级各类组织化的学校系统，也包括了乡约、族法、家规、祭祀礼仪、蒙学等自发的社会教化系统。……在古代众多教化榜样中，有三类是人们效仿的对象：一是圣人，即“百世之师”。二是明君，即最高统治者的率先垂范。三是名臣和名士。此外，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背景下，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就成为人们的理念追求，而社会和文化精英扮演了规则发现者、表述者和践履者的角色……也是一般所谓教化向更普遍范围的人群示行、推广规则的基点。
——摘编自雷月荣、程红艳《传承与融合：论中国传统教化及其当代德育价值》
(1)根据材料，指出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教化的特点。(2)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国古代传统教化。
材料一 春秋时期，贵族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利于贵族随意处置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郑国子产根据已有刑法重新编订了三种刑法，在公元前536年“铸刑鼎”，把惩治犯罪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社会公布；让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法会得到怎样的处罚。结果，社会治理透明度增加，犯罪案件减少了。
公元前452～前450年，在平民保民官的强烈要求下，古罗马先后编订出十二个法表，镌刻在青铜牌上，公布于罗马广场，即《十二铜表法》。该法包括民法、刑法和诉讼程序，基本上是过去未成文的习惯法的汇编。在后世的岁月中，它虽经多次修订，但始终是古罗马的基本法。
材料二 魏晋时期，门阀大族颇重家风、家训，强调“雅有家风，政事规为”。唐代士人阶层编撰家训的风气日盛，如王方庆《王氏训诫》，柳玭《诫子孙》，唐太宗作《帝范》也可视为帝王之家的家训。家训内容多以“忠孝”教育为主，“名门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俭以成立之”。唐代家训开启中国古代“诗书传家”的文化传统，富贵、财产不再恒久，“读书便是随身宝，高官卿相在朝廷”成为人们的最高追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郑国子产“铸刑鼎”与古代罗马编订《十二铜表法》相似的社会背景与共同的历史价值。
(2)根据材料二、概括唐代家训哪些特点？分析成因有哪些？
材料一 《圣经》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同时，也彰显出丰富的社会规范思想。基督教要求人们立足于世俗社会来追求理想的天国，要求人们应当遵守世俗社会的法律。《创世纪》认为上帝创造了人，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圣经》孕育了基督教法治传统的萌芽，在教会里，主教和信徒极力提倡法律的权威，主张法律权威高于国王的权威，国王应服从于法律，形成了教权与王权“双峰对峙”的局面。宗教改革后，教会影响力逐渐削弱，但在西方的个人价值、尊重人格的理念及婚姻、财产、继承、犯罪与刑罚等方面，教会法都一定程度地融入了近代法律条款中。
材料二 周公“引德入礼”，将道德观念注入礼的范畴，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理念，用“德”来沟通天命，使“德”成为评判是非的准绳和圭臬。荀子在重视“礼”的作用时，把“法”摄入“礼”的范畴，把“礼”和“法”看作是治国的基础和起点。随着专制皇权的不断强化，统治者通过特定的礼仪规范，以实现道德教化对民众进行引导与劝勉，使人遵守“上下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同时，即使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和“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理想，却总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差级制的现实所遮蔽和湮灭。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靳浩辉《中西文化对勘视阈中的礼法之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世纪和近代基督教对社会教化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儒家礼治传统与西方基督教法治传统的不同点。
材料一 商鞅在帝道、王道、霸道三种治国策略中选用霸道，但他只是将法治置于极高的位置，并未忽略对礼治的选用。商鞅主张“圣人不法古，不循今”，认为在诸国争霸的乱世，一味沿用前代的礼乐制度和仁善教化的治国方略是不合时宜的，应在借鉴前代的基础上改革古礼古法，以争霸的具体形势制定新的准则。国家整体所应遵循的制度规范和限制的群体是除国君外的所有阶层。商鞅秉承“以刑去刑，国治”的法治思想，保证法令的严格执行力与权威，不会因先前的功与善而减轻刑罚。在“重刑轻赏”的理论构建中，商鞅并未否定“礼”的相关内涵，而是“礼”纳入到“法”的整体概念之中，以便更好地执行法令。商鞅所奠定的国家政治思想及其价值系统逐步内化于儒家学说，成为历代专制国家的内法外儒、霸王道杂之之学，影响国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
——摘编自于广海《两汉治策中的礼法并用研究》
材料二 12—16世纪，西欧大陆各国兴起了一场研究和适用罗马法的运动。10世纪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欧新兴城市开始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即主要基于民事和商事活动产生的社会关系。然而，已逐步沦为习惯法的日耳曼法简陋、注重形式等不适宜商品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不能承担调整新社会关系的重任。教会法目的在于维护教权统治，也不能满足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要求。百年战争之后法王路易七世率先引用罗马法鼓吹君权至上，臣属皆卑的舆论。他在敕书中宣称“打击破坏公理的强权势力，维护驯服的臣属，使主权得到伸张，是国王的应尽之责”。到中世纪后期，法国人文主义法学派试图将法律中包含的神学因素剔除以弘扬世俗法，使得罗马法复兴运动在西欧得到进一步发展。
——摘编自崔明轩《论罗马法复兴运动产生的原因和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商鞅礼法思想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其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2—16世纪西欧兴起研究和适用罗马法的原因。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均推崇“勇”德，下表是儒法两家关于“勇”德的论述
| 内容 | 出处 |
| “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要与面临任务知戒备、善谋划并能实现的人共事） | 《论语·述而》 |
| “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 | 《荀子集解》 |
| “‘困而知’ ‘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 《中庸章句》 |
| “死而不义，非勇也。” “违强陵弱，非勇也” | 《春秋》 |
| “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使民怯于邑斗，而勇于寇战” | 《商君书锥指》 |
| “法之所加，勇者弗敢争” | 《韩非子集解》 |
材料二 西方的“勇”德最早表现于《荷马史诗》，它把尚武勇敢看作是最高美德，战场上越勇，获得的战利品越多，荣誉也就越高，越是受人尊敬。后来，思想家们又不断从哲学层面思考“勇敢”。亚里士多德： “一个勇敢的人，怕他所应该怕的，坚持他所应有的目的，以应有的方式，在应该的时间。一个勇敢的人，要把握有利时机，按照理性的指令而感受，而见子行动”。斯宾诺莎： “勇敢是一个人被激动而作同辈的人所不敢作的危险之事的欲望”。康德： “心灵通过思考而镇静地去承担危险就是勇敢”“轻率的人则是莽撞的，他敢于去冒险是因为他不知道危险”。
——摘编自陈娟《论“勇”——基于中西方传统德性教育的比较视角》
(1)根据材料一，分别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勇”德的内涵，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儒、法两家推崇“勇”德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古代中国与西方对“勇”德认识的相同点。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传统“勇”德思想的当代价值。
材料 春秋时期，贵族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利于贵族随意处置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郑国子产根据已有刑法重新编订了三种刑法，在公元前536年“铸刑鼎”，把惩治犯罪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社会公布；让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法会得到怎样的处罚。结果，社会治理透明度增加，犯罪案件减少了。公元前452—前450年，在平民保民官的强烈要求下，古罗马先后编订出十二个法表，镌刻在青铜牌上，公布于罗马广场，即《十二铜表法》。该法包括民法、刑法和诉讼程序，基本上是过去未成文的习惯法的汇编。在后世的岁月中，它虽经多次修订，但始终是古罗马的基本法。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郑国子产“铸刑鼎”与古代罗马编订《十二铜表法》相似的社会背景与共同的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