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战国至秦，儒法两家所据以对立的不仅仅是社会主张，而且也涉及了社会实践。特别是法家，把儒家的礼视为迂阔的说教、过时的主张而加以排斥，无论治国治家还是安民，都主张用严刑峻法。正是这种社会主张及其实践，使得“礼”与“法”这对本非对立的东西形成了非此即彼的关系。这种对立情况至汉武帝以后开始发生变化，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礼、法关系的角色得以转换。他主张德刑并用，侧重于儒家德治教化的统治原则，开启了“礼”“法”结合之端倪。魏晋南北朝时期“礼”与“法”的结合，既是西汉以降的继续，也是这个过程发展的新阶段。……在这种结合中，“礼”“法”本身都发生了变化，“礼”具备了不可违背的法的权威，“法”具备了服务人文的礼的精神。
——摘编自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礼”与“法”的结合》
材料二从国家法的地位来看，传统社会的国家法律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与传统社会的自然经济基础相适应。传统社会是礼治社会，已有的法律呈现二元性，即官方制定法（王制刑律）和民间的家族法。……从传统法律的性质来看，贯穿于官方制定法和民间法的礼制是以血缘关系为对象，体现了身份的不平等，也体现了地位的不平等。
——摘编自曹建军《中国传统法律的近代转型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礼法关系的阶段性特征并分析其历史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近代化转型的角度，谈谈礼法传统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影响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材料一 中国法制起源较早。夏朝法律被称为“禹刑”，西周周公制礼，礼刑互补。秦朝制定《秦律》，以“轻罪重刑”为指导思想，刑罚名目繁多。唐朝制定《唐律疏议》颁行天下，规定了严惩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成为中国古代法成熟的标志和中华法系的代表。……自此，“法自君出，权尊于法”，“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家族国家本位，息讼无讼，实现社会和谐等成为古代中国基本的立法思想和价值取向，影响后世。……而古罗马法，私法（保护私人利益有关所有权、债权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发展异常充分，以个人权利为本位，权力服从于法律，公开审判，追求正义，法治精神贯穿于罗马法律体系之中。
——改编自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取的政治、经济、法律特权，迫使中国匆匆迈入到近代，这种被动的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巨大断裂，社会现实和法律制度严重脱节。1902年，两湖总督张之洞以兼办通商大臣身份，与各国修订商约。在此期间，英、日、美、葡四国提出在清政府改良司法现状“皆臻完善”以后，可以放弃领事裁判权。清政府随后下诏：“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开启了清末司法改革，以因应形势变化，挽救权力危机。但在引进西方法律原则、制度的过程中，遭到传统礼教派的强烈反对，清廷秉持“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惟是刑法之源，本乎礼教”的修律宗旨，在移植和妥协中，艰难推进。
——改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律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华法系和罗马法的差异，并分析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绪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司法改革的历史背景，并作简要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