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崇尚“天下归心”的礼乐文化制度 | B．采取儒家的治国理念 |
| C．积极推行仁政思想 | D．积极维系宗法分封制 |
材料一 周代形成了以维护宗法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和相应的典章制度，并使全部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都纳入到礼的范畴。在司法实践中，刑罚与礼互不相属。法官参照前辈先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法律实践以刑统罪的任意性和不确定性。
春秋战国时期，旧的礼治秩序宣告瓦解，国家制定的成文法开始居于法律规范体系的主导地位，实现了各种社会行为“皆有法式”“事皆决于法”，礼被排斥在法之外。
汉儒以引经注律、经义决狱的方式，“将礼的精神和内容窜入法家所拟定的法律里”，开启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这个过程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律“一准乎礼”而告完成。此后，经宋迄明清，中国法律就基本定型于“德礼为本、刑罚为用”的正统体制，使以礼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规范实现了法典化，同时也使以刑为核心的法实现了道德化。
——摘编自谢作《中国古代礼法关系的演进》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法文化中公正、法治、自由、平等法治思想输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礼法制度……清末预备立宪期间，法律进程正式开启经由沈家本、伍廷芳、俞廉三等人的不懈努力，1911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采用了来自权利能力、债权、所有权等民法概念，引进了契约自由、过失责任等民法原则。同年颁布的《大清新刑律》采用了西方资产阶级刑法的总则与分则两编的体例，并仿照西方刑事法制建立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缓刑、假释及主刑和从刑相协调的刑种体制等刑法制度。中国近代法律体系和制度最终建立起来。
——摘编自张晋藩《综论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1)根据材料一，归纳古代中国不同时期的礼法关系。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末法治的发展趋势及其原因。
| A．儒学不适合争霸战争需要 |
| B．百家争鸣导致儒法之争激烈 |
| C．儒家思想未取得正统地位 |
| D．《四书》《五经》成为经典 |
| A．礼乐社会秩序正式确立 | B．统治者以法律治理国家 |
| C．由习惯法进入了成文法 | D．颁布法律条文教化百姓。 |
材料一 西周晚期以来，传统的天与天命观念饱受质疑，然而，天的崇高性并未遭到根本性打击。春秋社会，混乱的现实刺激人们思考天命是否在周的问题。春秋金文显示，诸侯们纷纷宣称膺受天命，传统天命观念至此发生重大变化。但同时，祭祀中的尊卑等级屡屡为时人所强调，天帝总是与人间权力最尊者相匹配。春秋社会，人们进一步总结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善之代不善，天命也”的观念，深刻阐明上天无亲疏之别，只辅助有德之人；天助善而祸不善，政必归善者的道理，将天命与德行的关系扣得更紧。春秋时人又常常引用西周天命无常之语以诚当下。凡此种种，皆是在周初“天命靡常”“敬天保民”的传统思想轨道中作进一步的论述，深化、升华了周初天授明德的政治理想。
——摘编自曹大为、商传、王和、赵世瑜《中国大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时期天命观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时期天命观的历史影响。
| A．导致礼乐制度的瓦解 | B．代表了老百姓的利益 |
| C．推动了成文法的普及 | D．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 |
材料一 讼师，又名“刀笔吏”，是中国古代专门帮人打官司的一类职业群体。讼师最早出现春秋战国时期。讼师的主要多有两个：一个是代替当事人书写诉状，另一个就是提供“法律咨询”，也即为当事人出谋划，帮助其打廠官司。他们能做的只是代写诉状和出划策这类辅助性的工作，在“过堂”时真正要应对官员质问和对方反诘的还是当事人本人。讼师因为帮他人代写词状、教他人如何打宫司而被视为拔弄是非的人，成了良好社会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遭到官方毫不留情的打压。况且讼师大多由落魄书生转化而来，出身也不算光彩，因而得不到人们的尊敬。
——摘编自杜金亮《近代中国律师制度的产生及其发展——以近代东西方法律文化的交融为视角》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向西方散开国门。随着中西通商，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日益增多。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特别是由于领事裁判权的确立和发展，外国的律师和律师制度也进入中国。在与西方打交道的过中，由于不平等法权的存在和中国法律制度的缺陷，每有法律交涉，中国人总是处于不利地位。社会各界对改革封建纠问式审判的呼声日益强烈。1906年，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主持拟定了《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规定了律师资格、注册、登记、违纪处分、外国律师在通商口岸的公堂办案等内容，该法橐虽因各省督抚的反对而未能公布实施，但却标志着中国从此开始了建立现代律师制度的尝试与努力。
——摘编自李卫东《论中国近代律师职业产生的社会经济动因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讼师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促使晚清时期引进西方律师制度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