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律》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完备成熟的法典，全面制定了有关性别与婚姻的法规。《唐律》对离婚有三种规定，一是“出妻”，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异。在《礼记》中为出妻规定有“无子、不顾父母、妒、淫、哆言、窃盗、恶疾”七条理由。妻子若犯了其中一条，丈夫就可名正言顺地休妻。二是“义绝”强制离婚。“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谋害罪、奸杀与殴杀罪。官府判断一方犯义绝，必须强制离婚。三是受鲜卑族法律的影响，唐朝还存在“和离”的情况。从敦煌文书的“放妻书”样文看来，“和离”不仅双方自愿，而且还有对妻子再婚的祝词，“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选聘高官之主。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摘编《从<唐律·户婚>看唐代婚姻的双重性》

材料二1950年《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党和政府利用报纸、广播、书籍等方式进行大规模宣传活动，还通过集体婚礼、评选模范夫妇等形式宣传《婚姻法》。各级法院对于因干涉婚姻自由而伤害妇女或逼致妇女自杀的罪行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婚姻法》的贯彻使受封建婚姻制度束缚、压迫的妇女纷纷向政府和法院申请解除不合理的婚姻关系，妇女提出的离婚案件迅速增加。妇女获得婚姻自由后积极参加了基层政府以及生产互助组织的工作。伴随着婚姻自主意识的增强，青年的择偶标准也发生了改变。

——摘编《论1950年<婚姻法>》

材料一   《拿破仑法典》又称《法国民法典》。1799年拿破仑执政后便下令起草，在法典制定过程中，拿破仑多次参与一些法律条文的讨论，始终坚持资产阶级革命者在法国大革命初期提出的相对理性的原则，1804年3月由立法院通过。第一部分是人法，都是有关民事权利的规定；第二部分是物法，是有关各类财产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规定；第三部分是获取各类所有权的方法的规定，具体包括继承、遗嘱、还债、赠予、夫妻共同财产等相关法律条文。这部法典是资本主义国家最早的一部民法典，破除了封建的立法原则，成为欧美各国资产阶级的立法规范。拿破仑晚年认为，《法国民法典》“将永垂不朽”。

——摘编自Diane《拿破仑民法典》等

材料二   1954年，中国开启了民法典的编制工作。1957年编纂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等13个法律文件，与1922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有共通之处。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稿》，体现了防止修正主义复辟等立法宗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地位开始恢复，民法的制定显得更为急迫。1986年，《民法通则》出台，随后，《技术合同法》《公司法》《证券法》《侵权责任法》《物权法》等民事单独立法纷纷出台。2020年5月，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典》通篇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眼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体现了对人民权利的充分保障，被誉为“新时代人民权利的宣言书”。

——摘编自刘凯《＜民法典＞诞生的历史进程》

材料一   秦朝正式确立了宰相制度，丞相地位高，权力大。汉武帝时，鉴于宰相职权过重，就开始重用内朝近臣，到东汉时，在宫中主管收发文书的尚书，开始掌管机要，侵夺外朝相权。曹魏时，尚书台脱离少府，将办事机构迁到宫外，成为独立的中央政务机构。唐高祖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为宰相机构，且三省分工明确。宋朝前期实行二府三司制，各自独立、互不统属，均直接对皇帝负责。元朝以中书省为政务中枢，置4个宰相官职：中书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明朝罢中书省，废宰相，设内阁，因明朝宦官专权，内阁权力受到牵制。雍正时，设军机处，军机大臣多由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四品以上的官员担任，成为辅助皇帝的主要机构。

——摘编自李荣华《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及其实质分析》

材料二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政党政治蓬勃兴起的景象。但民初的政党，不仅不能改变革命后混乱的社会状况，反而使政局变得更加纷乱。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当时的中国仍停留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清末民初的政党也不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成熟的产物。以袁世凯为首的官僚军阀集团操纵着中央政权，地方上的州县多为兵政兼行政，且都掌握在地方豪强手中，他们当然不可能去推进资产阶级的政党统治。政党之间，党争多于联合，个人恩怨超越党见，党派倾轧，内阁的频繁更迭，使民众产生了厌烦心理，从而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绝大部分党员对于政党政治的知识性认识往往只是一鳞半爪，只知一些名词而不明其真正含义。

——摘编自李爱峰苏全有《发轫、争斗与失败：中国近代政党历程的反思》

材料三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我国政治体制模式的建立与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在民主建设方面建立了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健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划清党组织与政府的职权范围，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伴随经济改革的深化，中央逐步向地方下放了一系列权力；精简机构，转变政府职能，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我国在大力拓展基层民主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加强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制建设。

——摘编自何苑《试析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就与历史经验》

材料一   在福建各地方志及官书吏训中，民众“好争健讼”的记载可谓延绵不绝。“士不自爱，乃好干讼”，“在清时皆有功名”等描述，都指向了福建讼师的“士类”身份。讼师们充分利用超群文笔、通晓律法、功名在身等条件，向事主索取“或千余金，或数百金，约定不贰”，以为诉讼服务的报酬。为了抑制讼师“唆讼”，《大清律例》明文设立“官代书”，试图以行政力量打破讼师的“饭碗”，地方官府还多次下令捉拿、禁止讼师，突出道德礼义的教化作用，从而实现“和乡党以息争讼”“息诬告以全良善”的作用。

——据汪毅夫《讼师唆讼：清代闽省内地和台地的社会问题》等整理

材料二   厦门租界的领事法庭上外国律师扮演了重要角色，刺激了福建近代司法机构的建立及本土律师的产生。20世纪以来，《大清刑事民事诉律》《律师暂行章程》等法案对律师职业及其体制进行了持续完善。到1931年，16个有律师的省份中福建跻身全国前五，但集中在福州和厦门两地。当地按地方法院辖区设置律师公会，凡开业律师均须参加，逐渐取代外国律师在闽的垄断地位。除出庭辩护和代理之外，不少律师还受聘为工商业者的法律顾问。律师公会规定酬金的上限，尽力避免会员的乱收费行为，还落实国家的平民法律扶助制度，引导律师承担联系一般民众与法律体系的职责。

——摘编自刘芳《近代福建的讼师与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