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为拨乱反正提供了法律依据 | B．体现国家机构的权力由人民赋予 |
| C．彰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风貌 | D．表明广大民众法律意识不断增强 |
| 章节顺序 | “五四宪法” | “八二宪法” |
| 第一—章 | 总纲 | 总纲 |
| 第二章 | 国家机构 | 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
| 第三章 | 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 国家机构 |
| 第四章 | 国旗、国徽、酋都 | 国旗、国徽、首都 |
| A．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 B．建成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 C．初步奠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 | D．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 |
材料一 1918年，列宁颁布的第一部苏维埃宪法废除了私有制，宣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在这部宪法中得到保障，选举和罢免是人民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还赋予人们出版、集会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摘编自邢晨晓《列宁宪法思想研究》
材料二 1953年底，毛泽东一行乘专列离京，前往杭州起草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为了做好“立国安邦”这件大事，毛泽东和起草小组一头钻进了宪法堆里，阅读、钻研各国宪法。虽然在起草过程中困难重重，反反复复，几易其稿，但毛泽东仍主张坚持实事求是、简单明了。毛泽东说，“除总纲外，其他各章都写得比较简单。文字尽量通俗易懂，便于群众了解和掌握。”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宪法草案全文并发表了社论号召开展广泛讨论。一场轰轰烈烈的宪法草案讨论随即遍及全国，参加讨论的人数达1.5亿，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宪法学界编写了30多本小册子，全国各地成立了各种机构来引导宪法草案的讨论，这为人民更好地认识宪法打下了基础。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全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摘编自《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等资料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18年苏维埃宪法颁布的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1954年宪法制定的背景，说明宪法的起草过程有什么特点。
| 年份 | 法律名称 |
| 1982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
| 1984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
| 1990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
| 1993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
| A．产业结构优化 | B．科技实力得到提升 |
| C．侵权现象普遍 | D．维护有序市场秩序 |
| A．丰富了我国基层民主的形式 | B．有利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 |
| C．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 D．表明“依法治国”理念得到贯彻 |
材料
《大清民律草案》 | 1911年基本完成 | 清政府 | 草案 |
《民律草案》 | 1926年完成 | 北洋政府 | 草案 |
《中华民国民法》 | 1930年 | 南京国民政府 | 颁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试拟稿）》 | 1954—1957年 1962—1964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未经法定程序成为法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 1984年颁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2021年1月1日废止 |
《民法总则》 | 2017年通过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 2020年通过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2021年1月1日施行 |
| A．立法工作深受国际环境影响 | B．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逐步完善 |
| C．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 D．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立法进程 |
| A．经济体制改革重点转向城市 | B．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增强 |
| C．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基本建立 | D．法治建设助推营商环境的改善 |
材料 1953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指出，“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
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强调：“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岳从欣《中国共产党关于“四个现代化”提法之历史考察》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指出中国共产党关于上述两个时期“现代化”的侧重点，并加以阐释。
材料一 《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成熟，也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封建成文法典，也是中国现今完整保存下来的一部最早的古代刑律。《唐律疏议》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在修改唐初《武德律》《贞观律》的基础上完成的，共12篇，502条，于永徽四年颁行，原称《永徽律疏》。《店律疏议》在结构上采用律疏结合的形式，把法律条文与法律解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立法水平。在内容上，《唐律疏议》力求“礼法结合”，进一步把儒家的伦理教条与法律规范融合起来，全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特征。同时，它科条简要，刑罚适中，其基本精神和主要制度也为后世各封建王朝所承袭，并对东南亚各封建国家的法律制度产生过重要影响，被认为是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
——摘编自叶孝信《中国法制史》等
材料二 先秦儒法之争并非“人治”与“法治”的对立。汉代新儒学融合百家，也终结了儒法之争。中华法系是礼法体制、礼法法系，并形成了帝制中国“礼法之治”的治理模式和志士仁人对“良法善治”的不懈追求。礼法仍存活在中国人的法文化血液深层之处，其中不乏有益于建构现代法治中国的元素和智慧。在法制和法文化领域，建立文化自信和接续、转化、弘扬传统，应从礼法传统入手，一味地从法家“法治”、儒家“德治”去分头寻找，可能本身就已陷于路径选择之误。
——摘编自俞荣根《超越儒法之争——礼法传统中的现代法治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中华法系的特征及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礼法传统”与“现代法治”展开论述。（要求：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