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汉时期，在今四川南部、云南、贵州等地散居的主要有哀牢夷、掸族等。哀牢夷生活在今哀牢山一带，西汉以前与中原没有联系。51年至69年，哀牢夷有两支内附，共有5万余户，50余万口。东汉在这一地区设置哀牢（今云南盈江东）和博南（今云南永平南）两县，后又设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只向哀牢人的富豪征收赋税，一般居民不直接承担赋税。掸族居住在哀牢人的西南部，自东汉设永昌郡以后，才与汉族发生直接的联系。77年，掸王雍由调与附近各族遣使到洛阳，奉献珍宝。汉和帝赐给他们印绶和钱、帛。120年，雍由调又遣使进京，贡献“幻人”（魔术师），安帝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给印绶、金银、丝织品等。东汉时期，西南地区还散居有白狼等族，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汶山以西的白狼等部落有130余万户，600余万人自愿内附。白狼王还作诗歌三章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即《白狼歌》。这三章诗歌都保存在《后汉书·西南夷传》中，成为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宝贵历史资料。
——摘编自赵毅、赵轶峰《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天启年初，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授意其党徒在重庆突然构难，公开反叛朝廷。为尽快结束西南乱局，以便全力对付实力日增的后金政权，崇祯二年朝廷谕命西南五省总督朱燮元移镇贵州，为朝廷斩截擒凶。朱燮元为保证贵州作为西南交通枢纽和控遏云南的战略功能，分别对贵州经济、行政、教育、民族制度进行全面治理：第一、从增加人口数量、扩大耕地面积、增加财政收入、减轻赋税徭役四个方面同时着力，重振地方经济。第二、调整永宁—毕节段川黔分界线，解决土司间的承袭权和土地权之争，在改土归流后的水东地区新建开州，复置施秉县治，通过行政手段，恢复地方秩序，确保地方安全。第三，建新学立文庙，续庠序之教，增加诸生之额，拓宽夷汉子弟晋升通道，重建地方教育，搭建“夏风化夷”平台。第四，在“分土世官，众建诸蛮”的地方民族政策中，将原属土司的宣慰公土分给有功官兵作为抵饷和赏银，并根据官兵和目把的功绩大小、对朝廷的忠顺度、在地方上的影响力等具体情况，分别授予大小不同官职，命其管理地方事务。
——摘编自黄咏梅《朱燮元与明末贵州地方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归纳东汉时期治理西南夷的措施，并分析其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明末贵州地方治理的特点，并加以简要评价。
材料一 西汉时期，张骞的“凿空”，使中国开辟了通往中亚、欧洲乃至更远地区的大陆交通线。东汉时期，甘英就是在张骞“凿空”的基础上到达波斯湾的。166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臣从海道来中国。隋唐时期，对外交往水陆并进。辽宋夏金时期的对外交往主要是通过海路实现，中国对外交往进入繁荣阶段。明朝郑和下西洋时期的对外交往中，中国输出的大都是传统产品，如丝绸、瓷器和茶叶等，这种输出主要不是商品交易，而是赠予行为。隋唐时期，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就随着朝鲜、日本和西亚、南亚的使臣的往来而传到各地。同时，中华文化又不断地汲取各地的文化精华，使中华文化进一步走向辉煌。
——摘编自夏克传《中国古代外交规律性认识》
材料二 1861年，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事常设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1862年起，总理衙门设立京师同文馆等新式学堂，以培养外语与外事人才。1864年，总理衙门拨银刊印《万国公法》“以助中国外交因应之参酌”。1871年，清政府在《中日修好条规》中成功删除了日本原本要求的“利益均沾”即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曾纪泽在1878~1885年间担任清政府驻英、法、俄三国公使，是“中国近代派遣到国外的最成功的一个外交家”。他提倡开放、通商互利，主张利用公法、采用西礼等。1898年，总理衙门奉旨“参酌中西体制”，制定款接外宾章程，并“照会各国驻京公使”。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就中国而言，经历了一个由“体系外国家”变成“体系内国家”的艰难过程。
——摘编自姜德琪《中国外交近代化内在成因分析》
材料三 邓小平在对外战略上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根据现实条件的变化，调整国家的外交政策……习近平外交思想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外交思想。中国政府越来越把和平发展由对国际形势发展基本趋势的判断转化为自己的长期国家战略和外交战略。参与国际秩序的中国外交实践从服务自身发展逐步向承担大国责任转变，追求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秩序。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旨在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不同的强国之路，而其根基所在便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摘编自何奇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战略演变的内在逻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至明朝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时期中国外交近代化的成因，并说明其国际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交战略演变的内在逻辑。
材料一 回顾从秦汉到近代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个包含汉族和其他众多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其最基本的条件就在于以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结构。自周初提出“敬德保民”或“敬天保民”的思想，之后发展为“民本”“重民”思想，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纵观思想文化史，兼综融合是其重要精神和传统。这样优秀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想、信念、道德，以高度的凝聚力、坚强的意志力和巨大的协同力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历史进步性，也体现了思想文化对大一统社会的作用力。
——摘编自丁德科《略论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思想》
材料二 《大清一统志》初修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历经多次编修。康熙皇帝在给编修人员的谕旨中强调，要做到“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以永我国家无疆之历服，有攸赖焉”。乾隆皇帝诏令纂修的“皇朝三通”，即《清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一改“三通”以《禹贡》九州为纲的地理撰述格局，转而以当时的行政区划为编次，旨在展现清前期“非禹迹所能限”的辽阔疆域和“圣朝无外之治”。雍正皇帝认为，“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早在《大清律例》制定之前，清王朝就将所行律令“颁行天下”，令外藩蒙古以及新归附的各地区民众晓谕遵行。全国大致统一后，清朝统治者更加重视对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的治理，施以教化，树之风声，“俾荒服之人，成昭法守，斯尤大同之郅治”。
——摘编自娄梦然《清前期“大一统”的多重内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初“大一统”的内涵及维护“大一统”的主要举措。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及实践的认识。
4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秦结束了春秋战国的动荡格局,首次实现了华夏“大一统”。汉文、景帝时，华夏族不断遭受匈奴南下侵扰，由于国力上的劣势，华夏在处理民族关系理念上仍沿袭先秦时期“华夷之辨”思想，与“夷狄”恪守华夷有别、守土安疆，凸显“夷夏”之大防。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多民族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分裂时期，这一时期的华夷观在部分知识精英的作品中发生改变，其中以西晋末年江统的《徙戎论》中的“华夷之辨”观最具代表性，但是当时的现实与江统的观念相去甚远，以匈奴、鲜卑为首的“五胡”都自认为是黄帝后裔。宋朝立国以后，辽、西夏、金等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争夺政权，多个民族政权的并立使宋朝以正统自居并强调华夷有别的民族观。但是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并未突出夷华之别，而是将夷夏在内的中国境内所有民族都纳入版图中，并且加强了各族之间的联系，促成了华夷一统的“天下共同体”局面。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后，不断有儒家学者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曾静等倡导反清复明，强调“夷夏之辨”的民族观；而清代统治者在思想上以“满汉一体”“天下一家”等与之抗衡，甚至公开辩论，从而在民族思想上取得主动和优势，实现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殊为不易的长治久安。
——摘编自 王文光、马宜果《古代华夷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材料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组成的”成为主流思想，并开始了以少数民族为中心的多元建构和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一体建构。1988年，费孝通提出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论点，并逐渐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000年，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表述。“一五”计划期间，156个大型重点建设项目中有40个在民族地区，8条新建铁路干线中有5条建在民族地区或直接与民族地区相连。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大对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和定点帮扶，实行税收、贷款利率、利差补贴等财政金融优惠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尽快富裕起来。世纪之交，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等重大战略，支持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摘编自李资源、张俊《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华夷观念变迁的总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迁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发展。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认识。
材料一 周朝设立象胥，主要职责是对来自各地的使者们“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秦代及之后的汉族王朝大多设有专门负责外交公文翻译的官职和机构。与汉族王朝不同，少数民族政权大多实行多语政策。元朝专门设立蒙古翰林院，“掌译写一切文字，及颁降玺书，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清朝历代皇帝均重视翻译事业，并特设翻译庶吉士。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先后设置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1949年）、中共中央编译局（1953年）和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1955年）三个国家级翻译机构，逐步实现了中国国家翻译实践的制度化，国家翻译实践机制也走向成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对外翻译被提升到战略高度，不仅成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提升国际话语权不可或缺的方式，也成为中国参与国际治理的手段和媒介。翻译在中国一直作为治理方式加以实施，翻译与中国国家治理之间有着深厚的内生性演化历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的国家翻译实践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参与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只会加强，不会减弱。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高玉霞任东升《基于国家治理的翻译史书写：理据与路径》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翻译的特点和积极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现代中国翻译事业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春秋时期，诸侯们为了争霸的需要，开始了大规模的开疆拓土活动。华夏族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政治、经济交往十分频繁。华夏族与夷狄各部之间的通婚现象十分普遍。在诸侯国霸业迭兴，势力日益发展的同时，华夏族与周边数民族也经历了一个大规模的融合过程。
——摘编自许兆昌《夏商周简史》
材料二 公元前222年，秦向百越进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秦朝将50万罪犯谪庶到这里开垦土地，与越人杂处。秦政府又在这里修筑城、关、道路。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
材料三 汉武帝听说匈奴的宿敌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志，于是招募使者出使大月氏，希望能够形成合力夹击匈奴的军事联盟。此后，汉与西域的通使往来十分频繁，民间商贸也得到发展。唐人诗作中，博望侯（张骞）已经成为英雄主义的一种文化象征。
——黎东方、王子今《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秦汉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春秋时期民族交融的方式。(2)根据材料二，概括秦在岭南的统治举措与意义。
(3)根据材料三，概括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与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