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汉武帝时期新置郡、县（部分）

材料二唐代中原政权与周边部族、政权关系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韩茂莉《中国历代疆域变化及其地理基础》

材料一   职贡，即向皇帝尽职纳贡。历代《职贡图》描绘了中国古代王朝与周边毗邻国家或部族间交往的场景。

表：古代中国部分朝代《职贡图》图画节选及说明

	描绘唐太宗时期南洋的婆利、罗刹与林邑国前来中国朝贡及进奉各式珍奇物品的景象。各国使者呈现出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的独特气质，并均具有作为使者的恭谨欣喜的情态。
	乾隆年间编绘，合卷首共九卷，第一卷载朝鲜、英、法、日本、荷兰、俄罗斯等二十余国。第二卷以下分载西藏、新疆、东北、福建、湖南、广东、广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各族。内容涉及对外关系与边地统治等议题，反映出乾隆皇帝的国际外交与民族政策。

——摘编自罗山《职贡图——古代中国人眼中的域外世界》

材料二   随着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以及国家利益的不断拓展，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融入更多地表现出中国式的“积极主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通过对与不同国家外交关系进行的重新组合，以及由此展开的“中国全方位的外交布局”来推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在外交目标上，更注重“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外交策略上，更强调“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在外交价值立场上，更明确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

——摘编自刘骞《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新时代意涵》

材料一   唐朝周边的少数民族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北方的突厥和回纥、西南的吐蕃和南诏、东北的契丹和靺鞨。唐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开明的边疆治理政策，怀柔与攻伐政策相结合，保障了唐代的疆域稳定，使大唐出现了“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的盛世局面。

——摘自田宁《武则天与唐朝前期的边疆民族治理》

材料二   中国古代疆域之边有“内边”和“外边”之分。中国疆域内的大小政权的“边”，可称之为“内边”。明代以前的治边主要是指“内边”，明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崛起，西方殖民势力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使我国沿海地区和东北、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一些边疆省区的外患日益突出。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可称之为“外边”之患。应该说，明代以后，在中国“内边”防务问题依然严重存在的同时，现代意义上的边防即“外边”防务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摘自2016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16版《不断深化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研究》

材料一   肇始于西汉的和亲政策，可从先秦时期华夏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婚姻中寻觅到踪迹。先秦时期，部落首领为自身的利益，采用联姻的方式建立利益同盟。春秋时期，华夏与戎狄蛮夷等少数民族间及各诸侯国之间的联姻活动更为活跃。中原王朝之所以产生以婚姻结戎狄的观念，与其根深蒂固的家族宗法制度是密不可分的。中原农耕社会以家族为核心，而家族又以血缘为依据，血缘则是建立在婚姻的基础之上的，“夫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为宗庙，下以为继后世者也”。而将联姻运用到处理民族关系之中，并将之制度化，形成专门的政治策略，则始于汉高祖之时。

——摘编自范香立《唐代和亲研究》

材料二   唐代前期，唐王朝以“天下之主”自居，在奉行“华夷一家”民族政策的背景下，为了显示对外藩首领的恩宠，当时公主和亲相当频繁。在唐代有史记载的和亲公主16人中，前期（肃宗之前），有12人，作为和亲对象的少数民族多达6个，在地域上遍及西方、西北方、北方和东北方。安史之乱后，“华夷有别”观念占据主导，民族关系逆转，和亲次数锐减，只有4次，和亲对象均为回纥。在唐代前期“华夷一家”民族观念占据主导的前提下，唐王朝多将和亲作为巩固政权的手段，而少数民族则多希望通过和亲来加强与唐王朝的关系，以得到扶持和奖掖。而中后期的和亲政策则成为唐王朝挽救岌岌可危局面的良方，此时和亲多为争取少数民族的军事支持，或是对其军事支持的奖赏。

——摘编自孙玉荣《论唐代民族关系变化对公主和亲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