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从《南京条约》签订开始……晚清国人也对西方的领事制度有了新接触，逐渐萌生了国际法上向国外派遣公使和领事的需求，并开始纷纷向海外各口岸派遣公使和领事，使中国的使领馆制度日趋形成。中国外交开始重视通过国际法上的谈判方式来解决清政府和他国之间的争端，谈判在这一时期对国家权益的挽回及维护国家主权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摘编自董临瑞《从（南京条约）看晚清时期国际法在中国的运用》
材料二
1949—2008年中国与外国建交状况曲线图
(1)根据材料一归纳清政府外交向近代外交转变的表现，并分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从1949年、1972年和1992年三次建交的高峰中任选两次，分析促成建交高峰的国内外因素。
2 . 材料 耶律楚材，蒙古杰出的政治家，自幼受到良好的儒家思想教育。1215年，蒙古大军攻占金朝燕京，受成吉思汗之邀投身蒙古。窝阔台汗即位后，对中原地区的管理出现蒙古“旧俗”和“汉法”之争，耶律楚材大力主张行“汉法”。他奏请设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任用汉人、女真人为课税使，赋税征收非常成功。随后窝阔台汗宣布设立中书省管理国政，耶律楚材为中书令。过去地方官军政大权独揽，耶律楚材奏请：地方行政长官专理民事，设万户府管理军事，课税所管赋税征收，而中央则总揽全局，成为一代定制。另外他还在全国立钞法，定均输，整理驿站等一系列政策，使百姓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
——摘编自常江《耶律楚材与元初统治》
（1）根据材料，概括耶律楚材成为蒙古名臣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述耶律楚材对历史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 近代以前的传统中国是一个自以为世界中心的封闭体系，其基于“天下共主”理念的中央王朝，都把自己凌驾于万邦之上，而把周边地区的国家和部族视为“藩属”或“夷狄”。这些藩属国必须按时向中央王朝“进贡”，得到本朝天子的“册封”后，才能取得合法统治地位。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四夷为外服，以“朝贡”为理想图式的“华夷秩序”。美籍历史学家徐中约认为“儒家意识的天下一统帝国，传统上不维持任何西方所理解的平等外交关系；也不承认有任何对外事务，只认为有藩务、夷务或商务”。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材料二 近代以来，经过长期的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中国政府在被动应付中寻求主动，从探索性地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又经过清末十年基于“外务部”的外交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传统体制的残迹，为民国外交体制奠定了基础”，终于形成了基本上符合国际外交通例的近代化的中国外交体制。国民政府外交部的成立，改变了中国的行政模式，完成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形式需求，但中国的分裂状态与国际地位并未发生实质性转变，致使这种近代化的转型还远远不能完成。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使得中国丧失“朝鲜”这一藩属国的条约及其影响。分析中国古代外交“华夷秩序”观念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鸦片战争后中国外交的变化趋势，并对中国近代外交进行评价。
材料一 历代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都重视边疆的治理。两汉时期，在边疆设立了众多郡县和属国，在辽的西北边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民政、军政等事务。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大的军镇兵力多则数万，少则数千。唐朝政府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并将众多汉文经典书籍颁赐给边疆民族。元代，在边疆设立了宣慰司，“有招讨、安抚、宣慰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任用大量土官，因俗而治：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清代，雍正皇帝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乾隆皇帝表示：“蒙古、汉人，同属臣民。”清政府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上层采用封爵、给俸，实施年班朝觐和联姻政策。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 内容 | 出处 |
| “辽之先，出自炎帝……奇首（辽先祖名）生都庵山，徒溃河之滨。” | 《辽史•太祖本纪》 |
| “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 | 《辽史卷》七十二 |
| “诏设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翰林学士院、大宗正府、殿前都点检……地方设路、州、府、县。” | 《金史•百官志》 |
(2)根据材料二，概括少数民族政权华夏认同的主要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历史作用。
材料一 历代统治者为巩固自身统治，制定并实施治理边疆的政策，以实行有效的管理。两汉时期，在边疆设立了众多郡县和属国，又在辽阔的西北边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民政、军政等事务。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军镇兵力多则数万，少则数千。唐朝政府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并将众多汉文经典书籍颁赐给边疆民族。元代，在边疆设立了宣慰司， “ 有招讨、安抚、宣慰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 ” ；任用大量土官，因俗而治；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清代，雍正皇帝在西南地区推行 “ 改土归流 ” 。乾隆皇帝表示： “ 蒙古、汉人，同属臣民。 ” 清政府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上层采用封爵、给俸、年班朝觐和联姻等政策。
——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从 古至今，少数民族就是边疆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依托，中国自汉代以来的历代中央王朝都比较重视民族工作 。 稳定边疆可谓是国家治理的关键内容，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加强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中国边疆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边疆的一系列制度体系，包括各领域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
—— 据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等改编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治理边疆的特点，并分析其意义。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强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而确立的重要制度，并简要评析该制度。
材料 在元朝，全体百姓被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蒙古人是“国族”，色目人是其主要助手。蒙古人、色目人因从政、驻防、屯田、谪戍、流亡、经商等原因大量涌入内地，与汉族杂居。例如在元朝后期镇江路所辖一司三县，即住有非汉族的外来侨寓人口170余户，其中包括蒙古29户、畏兀儿14户、回回59户、也里可温（指外来的基督教徒）23户、河西（党项）3户，其他地方的情况亦可想见。入居汉地的蒙古、色目人受到汉族社会文化的影响，逐渐汉化。一些驻军“初至犹以射猎为俗，后渐知耕垦播植如华人”。一部分人渐受汉族礼俗影响，开始遵行守节、丁忧之制。在雅文化层面的儒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入居汉地的蒙古、色目人亦渐受熏染，且不少人研习颇有成就。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元代的民族关系。（要求：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成文）
材料一 明朝自建国以来，就不断受到蒙古的骚扰，这一状况延续了两百余年。明政府虽把对付蒙古势力作为边防的重点，并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无论是进取，还是防御，都一直未能消除明朝北方的祸患。然而，俺答封贡互市后，“三陲晏然，曾无一矢之警，境土免于蹂躏，生民免于虔刘，客兵不调，帑藏不发，即边费之省，不下百余万，即胡利之入，不下数十万，纵使虏酋明岁辄渝盟，而我中国今岁之利亦已多矣。”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在中央，设立理藩院，与六部平行，主管边疆民族事务，在清代前期，理藩院还兼管中外 交涉事宜，为使管理规范化，制定并不断修订补充《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等法规，通令实施。在地方上，在加强中央集权、保证政令统一的前提下，采用适合当地民族社会的统治体 制，而不强求划一。对少数民族上层，清政府采取如封爵、给体、年班朝靓、联姻等措施，其中 笼络、安抚首先重视蒙古是清政府的基本国策。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边疆学构筑札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政府在军事上防御蒙古的措施，并说明“俺答封贡” 对明朝的积极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清政府对边疆地区治理政策的特点。
8 . 材料 元朝宣政院“掌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与中书省等同为四大中央政府机构。官吏铨选、机务处理都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必经过中书省。遇吐蕃有重大问题，则派设行宣政院前往该地处理。
清初统治者高度重视蒙古事务，入关前便设立理藩院专司其事。入关以后，随着边疆各地与内地和中央政府关系的加强，回部、番部（藏族）事务，及与俄罗斯、廊尔喀的外交事务也划归理藩院管理。理藩院级同六部，设尚书、侍郎各官。理藩院的设置及其工作，帮助清朝实现了对东北、北方、西北、西藏地区的有效管辖，避免了明代曾经出现的边疆战争不绝、动荡不宁、各族叛附不定的局面，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摘编自赵毅、赵轶峰《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指出元宣政院和清理藩院在政治地位和职权范围方面的异同。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宣政院和理藩院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所起的作用。
材料一 秦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灭义渠后在西北地区设陇西等三郡；开岭南，在南越之地设置南海等郡。汉王朝亦然，在匈奴故地陆续设立敦煌郡等，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是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其职责主要是维护当地秩序，保障丝绸之路西域南北道的安全和畅通。秦从匈奴手中夺得河套地区后，就以“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的“拜爵”方法，将数以万计的中原汉族军民，“戍以充之和迁去开垦土地”。有汉一代，更是大规模实行屯田戍守、徙民实边的政策。自汉代起，“汉人”作为华夏民族的称谓已为境内外普遍接受。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融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内地居民迁入边地，对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摘编自徐杰舜《秦汉民族政策特点初论》
材料二 清王朝首先划定了民族之间的活动边界，限制族际人口流动；其次，在户籍管理上实行差别化的户籍制度，一是户籍有普通籍和特别籍之分，把满族、蒙古族等民族归在特别籍内，在特别籍内进行旗籍和藩籍的划分等；在管理体制上区分内外，这个区别有关内、关外之别。在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各民族的“自主权”越来越少。清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封禁制度，也是清王朝专制的具体体现。清王朝的民族政策覆盖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但是无论是政治制度的改革，还是经济制度的改革，都是以王朝统治服务为根本宗旨，而不是以天下苍生为念。
——摘编自董文强《清朝民族政策的历史进步与局限》
材料三 1949年9月，《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把民族关系列为第六大关系，又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1979年，中共中央批转的《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指出：“为了胜利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一定要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加强各民族团结。”2009年，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党中央确立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还强调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制度基础等日益深厚牢固。”
——摘编自肖锐《新中国60年民族政策的主线》
材料四 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到了清朝，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并没有其他帝国那种军事的、经济的功利要求。……中国近代（1840—1919）外交转型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它不是基于晚清社会内部新因素产生与发展的刺激而做出的主动反应，而是晚清政府所做出的被动对策。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发展过程，就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外交观念和西方近代外交现念与制度之间关系的过程。尽管晚清外交转型没有能够指导晚清外交奏响胜利的旋律，但在西方近代外交理念与制度的挑战下，在中国形成的近代外交思想还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
——根据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等文章改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政权处理民族关系的举措并说明其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述清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举措。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族政策的主线，并说明围绕这一主线新中国采取的政策和措施。
（4）根据材料四，概括中国古代朝贡外交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历史影响。
10 . 材料 在统治多民族大一统国家方面，清朝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清朝在中央设有专门负责边疆民族事务管理的机构理藩院。前代的类似机构通常为礼部下属，而清朝的理藩院直接受皇帝领导。出于统治边疆民族地区的需要，清廷大力推行民族立法工作。早在入关之前，已经颁布《蒙古律例》，入关之后，对这部法律不断增补修订，嘉庆年间，修成《理藩院则例》713条，这是一部适用于各个边疆民族地区、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法规。此外，清廷也针对不同边疆地区颁布了一些区域性立法。对新疆维吾尔地区，乾隆时颁行了《回疆则例》；对西藏，乾隆一朝先后颁行《西藏善后章程》《钦定西藏章程》等多部法规。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部回归清朝，受到乾隆皇帝的隆重接见和宴请。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1）根据材料，概括清朝处理民族关系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清朝处理民族关系措施的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