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吕大钧（1029-1080年），字和叔，出身于关中蓝田吕氏家族。当时张载创立“关学”，强调“学贵致用”“躬行礼教”，“大钧从张载学”，带动关中学者趋向张载求学，形成“关学之盛”。1070年，王安石在全国推行保甲法，使国家权力触角深入了广大乡村。《宋史·吕大钧传》记载：“与大忠及弟大临同居，相切磋论道。”秉承张载礼学“致用”、躬行礼教的理念，于熙宁九年（1076年）闲居蓝田家中之际，撰成《吕氏乡约》并推行开来。“《乡约》曰：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吕大钧在与友人刘平叔书信中道：“今庠序则有学规，市井则有行条，村野则有社案，皆其比也，何独至于《乡约》而疑之乎?”张载说：“秦俗之化，和叔有力”。朱熹称《吕氏乡约》“今为令申”。
——摘编自杨建宏《〈吕氏乡约〉与宋代民间社会控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吕氏乡约》撰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吕氏乡约》的意义。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不仅是经济革命，更是政治整合。一是通过清匪反霸打击实际掌握乡村统治权和压迫普通农民的地主势力或其他黑恶势力，将分散在乡村社会的社会权利收归到国家政权体系中来，实现了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二是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末端建立起基层政权组织，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将土地分配给无地、缺地、少地的农民。由此，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先生称土地改革是“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
——摘编自李华胤《我国乡村治理的变迁与经验探析》
材料二1980年，四川广汉向阳公社率先重建乡政府，开始了政社分开，废止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的进程。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乡镇政府作为基层国家政权的政治地位，村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组织。村委会的建立使得农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随着市场经济以及农村环保、民生事业的发展，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也成为了乡村治理的主体。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农村各项工作提出更加全面、更加系统的要求。十八大之后，新型城镇化战略更明确地站在统筹城乡的角度上，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对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部署。
——摘编自刘新《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乡村治理的历程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土地改革对乡村治理的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治理发展的特点。
材料—19世纪初.英国城市“日益严重的饥饿、贫困、健康、法律和秩序的问题，使地方政 府陷入难以忍受的极度紧张中”。1829年.伦敦大都市警察厅在伦敦正式创建，标志着英国近代警察制度正式诞生。1835年的《市自治机关法》责成每个自治市从选举产生的市议会议员中选出一个市治安委员会.指派足够数量的警察负责城市治安秩序。新警察被赋予了多重角色：打击犯罪的战士、和平秩序的保护者、福利机构及道德牧师：还充任起道德居间人，界定高尚与粗鲁或不体面的范畴，并担任邻里生活的仲裁者.都市公共空间的管理者的角色。警察机构还从组建之初就采用了“赞同式警务”,用“威望”而非“权力”来武装警察。 迫使他们要依靠民众的支持来执行警务。“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伦敦警察在控制民众骚乱中的确成绩卓著”。“凡英属或曾是英属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其警察制度莫不受到英国 的影响”,新警察制度传播到法国等国。
—— 摘编自刘锦涛《试论英国创建近代警察制度的历史功效》
材料二1898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首次将近代欧美的警察制度引进中国.建立了近代中 国第一个专门的警察机构——湖南保卫局。总局设有士绅充任的会办一人，议事士绅十余人，总局的最高长官总办也是由议事士绅公举。该局后被清政府勒令废除。1902年，袁世 凯在天津设立的天津警察总局，取得了一定成效。因此，清政府下令各省仿照直隶普遍推行新式警察，“不准视为缓图，因循不办”。但绝大多数的督抚只是虚应故事。直到清亡前夕， 各地方警察制度的差异仍然较大。晚清警察最初的制度定位过度强调对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的维护，忽略了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摘编自刘琳璘《清末维新运动与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生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英国近代警察制度创建的历史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近代英国警察制度与晚清警察制度的差异，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材料 秦朝时期，官府在基层的政令传播依托乡里制和什伍制，政令传递至基层后，借由“乡啬夫—里典—伍长”的官方传播序列直达乡里的家家户户。西汉时期，从刘邦与父老沛县起义、与父老约法三章，再到汉武帝感悟壶关三老书，西汉帝王素来重视父老，这是因为父老的背后是广大民众，尊重民意才能长治久安。因此，西汉官府有意优抚三老、力田、孝悌、父老等民间权威人士，使其成为政令传播中的民间领袖。东汉时期的乡里政令传播机制延续了西汉时期的基本面貌，只是通过增派外部掾和规范民间领袖的措施对传播机制进行了微调。东汉官府增派外部掾和规范民间领袖不单单是政令传播机制的调整，更是对基层治理队伍的整肃和对基层秩序的匡乱反正。秦汉以降，三老等民间领袖虽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乡里政令传播机制业已成熟，后世诸如宗族、富民、士绅等群体纷纷化身为民间领袖，发挥着乡里政令传播中的桥梁作用。
——摘编自王越《论秦汉时期乡里的政令传播》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时期乡里政令传播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秦汉时期乡里政令传播的影响。
材料 社会学家费孝通基本肯定古代中国实行的是“专制政治”，又认为不宜作简单化解释。他说：“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在中国已有极长的历史。自从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以后，地方官吏在原则上都是由中央遣放的。”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以往的专制政治中有着两道防线，使可能成为暴君的皇帝不致成为暴君。第一道防线是政治哲学里的无为主义。第二道防线是把集权的中央悬空起来，不使它进入人民日常有关的地方公益范围之中。
把中国传统政治概括为“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中央所做的事是极有限的，地方上的公益不受中央的干涉，由自治团体管理。而地方自治团体大体由“宗法”组织承担，乡绅在其中起主导作用。这正是秦汉以下皇权政治限定性的又一表现。时至近古以至近代的保甲制，则将“第二道防线”即“在专制和集权名义所容忍着的高度地方自治”予以“冲溃”。故在近古（明、清）以至近代，中国的集权政治有增无减，以致将基层社会纳入集权政治的掌握之中，使皇权登峰造极。
——摘编自冯天瑜《百代皆行汉政法》
(1)根据材料，指出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变化。(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古时期基层治理出现变化的历史原因。
材料一：传统秦汉的全面体制之后，魏晋时期的邻长、里长、党长还具有“义兴讼息”的功能，乡官此时还具备理讼的职责；隋代也曾短暂地赋予乡正以署理辞讼之权；随后基层事务大多转化为里正负责，基层治理体制不断下延，秦汉以来什伍体制的延续，至北宋中后期与明清时期实行保甲制。另一方面，虽然基层治理体制向下延伸，加大对基层社会及其基本单位“家庭”的控制，但县以下原本有关听讼、解决纠纷的职责则不再明晰。原本里正的各类职责之中，只有“检察非违”在涉及词讼与纠纷解决，其余大多为行政性事务。但“检察民间善恶”之后，里正须“以告监官”，反映出里正并不是官职，有明显的差役的特征，丧失了原本乡官所具备的纠纷解决功能。宋代耆长仅负责刑事案件的调查取证；从元代开始的社长，以及明代的老人则是法律规定，拥有基层调解民事纠纷的权力。
——摘编自杨晔《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模式及其启示》
材料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我国基层治理发生了巨大变化。1908年，清朝颁布了《城镇地方自治章程》，规定人口满丑万以上者为镇，不满五万者为乡。自此开始，中国首次出现乡镇自治。到民国初期，乡镇自治、民主选举和公务员制度等西方现代治理观念与手段逐渐深入，国家权力在推进基层自治的过程中成功扩张、乡镇基层组织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而原本在帝国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地方乡绅与家族组织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淘汰，地方乡绅在清朝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大量向城市转移，以期在动荡的社会中获得政府的保护，所以乡绅阶层在农村慢慢消亡了。从20世纪初开始，家族组织受到多方面的冲击而陷入解体之中，现代国家的成长打破了家族组织的权威以及合法性基础，家族自身的血缘性和封闭性受到流动的社会威胁，丧失了其生存能力。
——摘编自毕鸿昌《中国古今农村基层治理新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至明代乡村社会纠纷解决模式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概括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我国基层治理发生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变化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基层治理对当今中国社会治理的启示。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从基层上去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材料一：家谱中的“五服图”
| 注：“五服”制度是中国礼治中为死去的亲属服丧的制度。它规定，血缘关系亲疏不同的亲属间，服丧的服制不同，据此把亲属分为五等。后来，五服也指代五辈人，从高祖开始，高祖、曾祖、祖父、父、自己，五服之内为亲戚，出了五服则没有了亲缘关系。 |
材料二：“徐州古丰县，有村曰朱陈。去县百余里，桑麻青氛氲。机杼声札札，牛驴走纭纭。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县远官事少，山深人俗淳。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
——唐·白居易《朱陈村》
(2)诗中的描述反映了（ ）（双选，填涂字母）| A．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 | B．工商皆本的观念 |
| C．商品经济的活动频繁 | D．安土重迁的思想 |
材料三：明朝王守仁任南赣巡抚时推行十家牌法，还依据圣训亲自制定了《南赣乡约》：“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这一措施成效显著，为很多地方的乡约组织沿用。
——摘编自黄熹《乡约的命运及其启示》
材料四：1930年前后，部分知识分子主张用改良主义方法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发起乡村建设运动，其中梁漱溟的影响较大。他主张将“中国固有精神和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为具体事实的沟通调和”。……把社会的政治法律问题放在道德教育的范围之内，同时吸收西方团体组织的方式，形成社会新组织。到了1937年，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最终失败了。
——摘编自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3)结合所学，分析材料三与材料四为何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材料五：第一条 为了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第二条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订）
(4)根据以上材料及所学，如何看待中国的乡土社会？材料一 1619年，弗吉尼亚选举产生第一个民选政府标志着北美殖民地自治生活的开始。美国地方自治的源头要比公共权力的源头更为久远。殖民生活伊始，自治便是殖民地居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并成为美国地方自治的最初面貌。后来，随着英国对殖民地的经济限制和税收盘剥，自治变成了殖民地居民的一种价值诉求。这种地方政府先于联邦政府的情况与殖民时期移民们的生活现实和政治实践密切相关。此后，新英格兰的各殖民地通过代议制议会先后选举产生了殖民地政府，而代议制议会也变成了殖民地居民自治的具体方式，可使殖民地更像母国。随着联邦制的确立，地方自治最终以制度的形式成为美利坚的一种制度安排。
——摘编自施峰矫《美国地方自治的起源和基础》
材料二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就筹划将保甲制度与舶来的地方自治熔为一炉，使其既能适应于中国乡村社会，又能顺应基层政制近代化发展的需要。1936年5月，蒋介石在全国地方高级行政人员会议上，推出了“融保甲于自治之中”的地方自治方案，并在同年8月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厘定了相关法规原则，决定纳保甲于自治之中。1937年，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地方自治委员会。1939年，国民政府确立新县制，这标志着保甲与自治在法理上的融合。1939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的《县各级组织纲要》及1941年8月公布的《乡（镇）组织条例》，最终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保甲在自治组织中的地位。
——摘编自柳德军《保甲与自治视域下民国基层政制近代化转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近代英属北美殖民地和20世纪30年代中国地方自治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英属北美殖民地和20世纪30年代中国探索地方自治的共同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近代中美地方自治对推进当代中国地方治理的启示。
材料 历代王朝的乡里制度，在原则上，都是以户口编排为起点的，规定以五户为邻、伍或十户为什、甲，五十户左右为一里、大保、社，五百户左右为乡、都等。秦汉时期的乡所统户口一般在千余户至数千户，规模较大；魏晋南北朝时期，乡的户口规模逐渐减小，至隋唐时定制仅为五百户。这种编排原则及其实行，需以严密的户籍控制为前提，可是，受到民户逃亡、豪强荫蔽强占以及隐冒户口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王朝国家对于乡村民户的控制，往往随着国家控制力的衰退而逐渐松弛。在一个王朝周期里，国家能够有效掌控的著籍户口在全部户口中所占的比例是逐步下降的。如秦汉、隋唐与明朝在其建立制度之初，均立足于户口控制原则，但是在东汉中后期以至于魏晋十六国南朝时期、唐中后期以迄于南宋、明中后期以至于清代，不得不逐步根据人户居住的村落、耕种的田亩，来征发赋役，并通过不同方式，以村庄、地域为基础，维护乡村的社会秩序。
——摘编自鲁西奇《“下县的皇权”：中国古代乡里制度及其实质》
(1)据材料概括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原因。(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的影响。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
材料一：清政府将代表内地经制州县基层组织的保甲、汛塘等移植至改流后的地区，并且设立国家军队，施行儒家教化，责令习读《圣谕广训》等儒家经典书籍，逐步培养他们的忠君观念和君臣尊卑思想，以实现王朝国家权力所不及地区与内地早日实现一体化。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并派驻内地流官对基层深入治理，加之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与内地治理模式差异较大，或因地方势力过于强大，清政府通常做法是“土流参治”，虽以流官治理为主，但也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长久以来生产生活所延续下来的行为方式，甚至会吸纳当地曾经的土司头人协同治理。
——摘编自聂迅《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材料二：英国有着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被誉为“地方自治之母”。都铎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权限得到很大发展……1835年市政法案规定由领取薪水的行政人员来执行地方政府的工作，并对郡治安法官进行分权；1888年，英国下院通过了《地方政府法》，规定郡议会每年集会四次，居民成为自治主体……随着各种机构的不断设置……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的行政监督。
——摘编自孙宏伟《英国地方自治的发展及其理论渊源》
材料三：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是在延续“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方式之下，民众面对的是乡绅，而不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县一级政府。基层社会的乡绅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主体，充当了政府官员和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人。政府“治理”角色的缺位，基层乡绅“治理”角色的出现，成为近代中国“自治”观念传入的社会背景。当士绅这一群体离开庙堂回归基层社会的时候，就成为基层社会中集民望、学识、威望和能力于一身的领导者，成为道义上和实际上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乡绅逐渐在农村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家族组织，政府给予乡绅及其家族组织充分的尊重与信任，并利用这些基层组织获取资源、履行维持秩序和劝课农桑等重要职责。
——摘编自刘凤雪《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与“自治”观念的中国化》
材料四：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采取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确立乡和行政村为乡村的行政区域，乡人民政府和行政村不设置内设机构，只设置专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明确乡镇为基层政权。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进，1956年和1958年是农村党员发展的两个高峰期，探索出“支部建在村庄”、“支部建在生产单位”等经验，组织农民参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国家建设。
——摘编自董帅兵《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实践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加强“改土归流”地区管理所采取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指出英国地方自治制度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乡绅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充当重要角色的原因。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探索乡村治理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