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代五口之家农户税赋负担简表

——摘编自张敬群《中国税制演进规律初探——三条脉络、四个节点、五个阶段》

材料二   东汉田租以产量为标准，实行三十税一之制。至建安五年，“曹操始制新科”，“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曹魏“制新科”后，河东号称“百姓劝农，家家丰实”，冀州号称“户口最多，田多垦辟”。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   据《明史·食货志》载：“太祖为吴王，赋税十取一、役法计田出夫。即位之初，定赋役法，一以黄册为准。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税，曰秋粮，凡二等。”明朝中后期改革赋税制度，据《续文献通考卷十六·职役考》载：一条鞭法，“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顾（雇）役应付……亦革弊之良法。但有司行之有善有不善，是以地方亦间有不称便者”。其“善与不善之处”，河南《封丘县志卷三·田赋志》对此有概括性说明：“监司颁行一条鞭法，规制划一、剔弊省繁，最为得法。久之弊生，以致派银之岁，有多寡也；折地之时，有上下也；钱粮之互，有出入也。种种弊窦，难以枚举。”此外，《获嘉县志卷六·赋役志》引《吴志》云：“按存留项下，皆昔日之徭役也。自一条鞭法俱归入额赋之内。民各输银，官为雇办……然而役因事起，例以时成……皆不能无烦于吾民。”

——摘编自《明史·食货志》《续文献通考》

材料   官府市籴作为一种政府经济行为在我国古代很早就已出现，市籴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措施，既是敛财的手段，又是平抑丰乏不均的法宝，在社会生活中作用颇大；市籴作为一种物质交换方式，涉及到官府和百姓两方，官府既可从中得利，百姓亦乐于接受，故成为许多治国者的普遍主张。在李悝看来，要避免因谷物价格的波动而伤民伤农的社会问题，就必须实行“平籴”，即视年景的丰歉状况而适当收购或抛售粮食，如此不仅可以稳定物价，“使民无伤而农益劝，而且可以“取有余以补不足”。

汉文景时期，籴粮多以入粟拜爵、入粟除罪的方式进行。到汉武帝时情况较前大为不同。有了充足的财政支持，官府籴粮得以顺利推行。昭宣时期，设立了“谷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价而粜”的常平仓，它以调剂丰歉、维持常平为目的，以官府籴粜为基本运作方式而行于世，既是古代轻重平准思想发展的产物，又是汉以前官府籴粮长期延续的结果。常平仓自汉代创设之后，历代沿之。汉代的官府籴粮用途广泛，除供给军需和维持常平外，其他方面的粮食需求也常由此来满足。

——摘编自耿虎《春秋战国至唐官府籴粮制度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