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就收支结构而言，清代前期有较为固定的模式。咸丰以后，田赋（地丁）收入与原来相比相差悬球。同时，盐课、关税、杂赋等传统收入在岁入总额中的比例亦大为降低。与此相反，新增加的厘金、洋税却一跃成为收入大宗。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央设立财政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户部改为度支部，并将原有的14个清吏司改为田赋、漕仓、税课、管椎、通阜、库藏、廉体、军饷、制用、会计10司，并规范了度支部及新设10司的职掌。奏销制度在清代前期已经较为完备，但毕竟与具有现代色彩的预决算制度有别。因此，清末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仿泰西之法”实行预算。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清廷宣布了预备立宪事宜，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实行预决算的氛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始提出清理财政的具体计划和预决算进程。

——陈锋《清代财政的近代转型》

材料二   随着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审议通过《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废除国民党政府各项苛捐杂税，形成了以农业税为主，商业税、工业税为辅的税制结构；实施税则贯彻阶级原则，征税对象以地主为主，对贫苦劳动人民给予一定程度的税收减免；并于1929年颁布《兴国土地法》以更正土地没收对象，实现了税收征纳从凭借“政治权力”向遵从“国家税法”的根本性转变。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税收遵循“先予后取”原则，将生产自足与“取税于民”相结合，征税对象由最初的地主、富农转变为一切有收入的人，征税原则从“合理负担”过渡到“普遍纳税”。解放战争开始后，解放区由分割逐步连成一片，地方经济也由自筹自用、自给自足，逐步走向财税制度的统一。

——林源《中国百年税制体系的演变》

材料三   1981年推出的税制改革总体设想基本指向是打破“财政集中过度、分配统收统支、税种过于单一”的传统体制格局。通过“复税制”的建立、“利改税”的分步推进，一系列新税种的建立，同时又通过全面调整工商税制、恢复和改进关税制度和完善农业税等举措，初步建成适应新形势发展的税制体系。1994年，新一轮税制改革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全面改革劳物和劳务税制，实行了以比较规范的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营业税并行，内外统一的货物和劳务税制。第二，改革企业所得税制，将过去对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分别征收的多种企业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第三，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将过去对外国人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对中国人征收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个人所得税。第四，大幅度调整其他税收，如扩大了资源税的征收范围等。

——根据郭朝蕾《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以来的税制变还与发展》等整编

材料一 北宋前期实行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原则上一切财赋都属于中央。但实际上国家财赋分为以两税收入为主的直属中央的“上供”部分，和以盐茶专卖、酒利、商税等经费为主的拨留于地方的“留州”部分，自北宋中期起，由于中央征调频度的持续增长与地方开支的扩大，加之中央收缴原属州县的大部分盐茶之利，地方财政入不敷出，至南宋更趋困窘。为解决财政困难，地方州县巧立名目，新增税费，赋敛于民。对于这种制度之外的税费征收，朝廷只得默许。

——摘编自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

材料二 明代至清代前期，中央和地方以“起运”“存留”的方式，将征收的钱粮按比例划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为解决军费紧缺的问题，清廷认可地方督抚抽取厘金等“就地筹款”的措施。至此，财权下移。其后，“无论田赋、盐茶，一切征榷悉归地方督抚”。1906年清廷改户部为度支部，旨在“综理全国财政”。1909年初，清廷颁布《清理财政章程》，在度支部设立清理财政处，在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以统一财权，并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

——摘编自陈锋《清代中央财致与地方财政的调整》

材料   唐朝建国以后，土地兼并便在逐步发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增多。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到建中元年（2780年）正月，正式以敕诏公布。

两税法改变了租税徭役据丁口征收，租税徭役多落到贫苦的劳动群众头上的做法，它以财产的多少为计税依据，不仅拓宽了征税的广度，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且由于依照财产多少即按照纳税人负税能力大小征税，相对地使税收负担比较公平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广大贫苦人民的税收负担，同时简了税目和手续。这对于解放生产力，促进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它奠定了宋代以后两税法的基础，是中国赋税制度史上一件大事。

材料一   （孝文太和元年三月） 李安世上疏曰： “窃见州郡之人，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代。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凉，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帝深纳之，均田之制起於此矣。九年，下诏均给天下人田：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

——摘编自《通典·食货典》

材料二   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明太祖即帝位……命户部核实天下土田。而两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产寄他户，谓之铁脚诡寄。洪武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凡质卖田土，备书税粮科则，官为籍记之，毋令产去税存以为民害。

——摘编自《明史·食货志》

材料一   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区域不是“铁板”一块的均质化区域，不是文化落后、野蛮的地方，也不具有地理、文化与行政边界高度重合而形成的清晰“区域”。…… “西北”作为一个多中心互动的历史空间，长期被另一种视角遮蔽，只有超越“欧洲中心观”对“西北”— “边疆”、“野蛮”文化等级的偏见， “去边疆化”才能释放“中心”的意义，这有助于在“整体史”视角中进一步思考“中华民族共同性”，对于认识“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的新地缘区位观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摘编自黄达远《 “中亚”：被遗忘的游牧社会历史》

材料二   中国文明不仅远离亚欧大陆接壤地带的文明冲突，而且拥有平坦而富饶的平原，为汉族政权以农立国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也使中国长期维持了庞大的经济体与领先优势，对于外部资源的获得不那么必需与迫切，相应商业、牧业在文明体系中的地位便成为附属，对外扩张的经济驱动主要是农业动力，由此可将其边疆开拓的历史特征概括为“农业边疆”。……因此，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疆域经营上，呈现了“有节制的扩张”的特征，在边疆扩张中，坚持“内政优先”的政治立场，一旦边疆开拓影响到内政稳定，便会呈现向内收缩的历史选择。

——摘编自赵现海《世界近代史的起点与明代中国的历史分流》

材料三   太祖即位之初，定赋役法，一以黄册为准。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 “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请核祖宗赋额及经费多寡之数，一区画，则知赋入有限，而浮费不容不节矣。” ……隆（庆）万（历）之世，增额既如故，又多无艺之征，逋粮愈多，规避亦益巧。已解而愆限或至十馀年，未徵而报收，一县有至十万者。

——摘编自《明史·卷七十八》

材料一   自古漕运所从之道有三：曰陆、曰河、曰海，河漕视陆运之费省十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十七八。……按海运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转东吴粳稻以给幽燕，然以给边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国，始于元焉。 况海运无剥浅之费，无挨次之守，而国家亦有水战之备，可以制伏朝鲜、安南边海之人，诚万世之利也……海运视河漕之数，所得益多，故终元之世，海运不废。

——摘编自朱子彦《元代的南北海运》

材料二   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1950年，政务院规定了制定新税则的六项基本原则：1.国内能大量生产或者暂时不能大量生产，但是将来有发展可能的工业品及半制成品，在进口同样商品时，关税税率应当高于该项商品的成本与中国同样货品的成本之间的差额，以保护国家的民族生产。……3. 对于国内生产很少或者不能生产的生产设备、器材、工业原料、农业机械、粮食种籽、肥料等，实行低税率或者免征关税。……依据这些原则，1951年5月《海关进出口税则》及其实施条例实施，这是我国近100年来第一次真正独立自主制定的关税法规。

——摘自黄天华《中国关税制度》

材料三   长期以来，海床洋底的法律地位是不明确的。进入20世纪60年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深海洋底被用于军事目的的威胁与日俱增。1970年，第2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各国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的原则宣言”，并决定于1973年召开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在过程中，海底开发方式成为焦点问题。 海洋大国倾向于自由且独立地开发“区域”资源，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主张由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全人类进行管理，倾向于选择单一开发制。经过长达九年的协商，1982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就国际海底制度基本上达成协议，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创设了介于单一开发制与自由且独立地开发之间的平行开发制。作为原则，区域内的活动应为全人类的利益进行，而且只能用于和平目的。

——摘编自鹿守本《海洋法律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