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现存(唐代)史料中,首先看到的是对买卖田土的禁止性规定:“诸卖口分田者，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地还本主，财没不追。"对此,《唐律疏议》是这样解释的：“‘口分田’谓计口受之,非永业及居住园宅。”开元时期，(口分田出卖条件)放宽到狭乡迁往宽乡者·永徽牛间(650~655年),只有五品以上的勋官和“家贫卖供葬”的一般百姓才能出卖“永业田”，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则放宽到“流移者地加之”。正如叶适所言,“方授田之初,其制已自不可久,又许之自卖,民始有契约文书而得以私自卖易”。

——摘编自柴荣、柴英《唐代土地私有权问题研究》

材料二   自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后,缙绅地主不再像以前那么容易转嫁或规避赋役负担;农村庶民地主和城市商人地主赔纳赋役的顾虑得以消除,他们购买土地的愿望较之以前更加致烈。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增长和粮食商品化的扩大则提高了土地收益,进一步刺激了人们追求土地的欲望。加之人口繁衍,人均耕地面积直线下降,这一切刺激了地价上涨,土地成为各项生产要素中的紧缺资源。地主、商人或通过高利贷,或乘灾荒饥馑之机,竞相兼并小农土地。

——摘编自葛金芳《中国近世农村经济制度史论》

材料一   我国最早的“身份证”是隋唐时期朝廷发给官员们的“鱼符”（形状像鱼），它是用木头或者金属精制而成的。“鱼符”上面刻有官员的姓名、任职衙门及官居品级等。当时，凡亲王和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鱼符”，均以黄金铸制，五品以上官员的“鱼符”为银质，六品以下官员的“鱼符”则为铜质。“鱼符”的主要用途是证明官员的身份，便于应召出入宫门验证时所用。据明人陆容《蔽圆杂纪》载：牙牌（宋朝时开始使用，用象牙、兽骨、木材、金属等制成的板片）不但官员们悬之，“凡在内府出入者，无论贵贱都悬牌，以避嫌疑。”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档案局肖丽萍《从一张民国时期的身份证谈起——中国身份证历史变迁》

材料二   民国时期的一张身份证（局部）

这张身份证中还有；半身像片、钢印、持证人的所在地、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本籍、寄籍、号码、颁发日期；受教育程度、职业（行业、职位）公职候选人资格（类别、证书号码、指纹）家属（称谓、姓名）役历（役别、日期、证明长官）保甲番号（乡镇、保、甲、户、日期）住址（名称、日期）注意事项等。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档案局肖丽萍《从一张民国时期的身份证谈起——中国身份证历史变迁》

材料一 唐初，实行轻薄赋政策，以“征赋宽简”为原则，规定每丁一年交“租”粟二石，输调”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文五尺、麻三斤），此外，每丁每年劳役二十天。不应役者，按每日三尺绢折纳，叫“庸”。同时加强户籍管理，“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里正“不觉（户口）脱溺增减者，一口答四十，三口过杖一百，十口徒三年。

材料二 中唐以后，军部割据，战乱频繁，人口流亡，唐王朝直接控制地区减少，经济危机进步加深。据载,山东、河北、河南地区15道71州的23人口，12仓贮谷物，23的调绢帛，1/10的盐税均为藩镇所占。780年宰相杨频行两税法，规定：按“量出以制入”的原则，根据财政支出确定总税额，分掉到各州；“户无主客，以见居为”，不论土著户与上迁户，律在现居地立籍纳税，不论行商、坐商，都要交税；“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废除租席调及一切杂税，主要依据田地及户等、资产征税，“资产少者则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两税计钱征税，百姓实物折缴；商人据其收入，征税130；两税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分别为六月末和十一月末为期

——摘编自詹子庆《中国古代史》（下）

材料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成为美国“新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美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起新型的产业间分工体系，而从旧有的产业中解放出来的生产要素则用于发展高科技产业。美国积极推行以拓展海外市场为核心的贸易政策，克林顿政府制定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出口战略，进出口的快速扩张为新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极大的牵引力。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为美国带来了巨额的进出口，外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也给美国带来了巨额的资本净流入，其中外国直接投资有相当部分流入了高新技术产业。

——王清平《论美国新经济的实质》

材料二   由于此次世界格局的转换不像以往那样发生在大规模战争之后（如拿破仑战争后形成维也纳体制，一战后形成凡尔赛体制，二战后形成雅尔塔体制），所以新体制的确立缺少硬性的仲裁力量。……此外，由于多极化趋势的长期酝酿和发展，原来的两极格局早已出现了破绽，因此当旧格局最终被打破后，多种基于民族主义的国家力量和地区性力量亦趁势蜂起，竞相角逐，谋求在新格局中的位置和利益。

——余伟民、郑寅达《现代文明的发展与选择》

材料一   敦煌户籍残卷所见唐代均田户受田情况表

——改编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材料二   两税法改革后，韩愈向唐宪宗上表反映当时“人不能铸钱，而使之卖布帛谷米，以输钱于官，是以物愈贱，而钱愈贵也”的市场变化。李翱在进士策中也针对物价变化提出修改税法。他从四十年间的绢、米与钱的比价涨跌出发提出论据，建中元年“绢一匹为钱四千，米一斗为钱二百，税户之输十千”，到元和年间“税额如故，而粟帛日贱，钱益加重，绢一匹价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可见短短四十年间物价下跌了四到五倍。究其原因，当然是“使农人贱卖粟帛，易钱入官”的两税法征税规定。认为真正能够避免贫富分化加大的办法只有“定经界，核名实”，“舍其产而唯丁田之间”。

——改编自付志宇《唐人诗文所见两税法变革补证》

材料三

——改编自李小云等《中国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影响机制》

材料一   嗣后，京边岁用，多者过五百万，少者亦三百余万，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由是度支为一切之法，其箕敛财贿、题增派、括赃赎、算税契、折民壮、提编、均徭、推广事例兴焉。其初亦赖以济匮，久之诸所灌输益少……隆、万（明代隆庆和万历皇帝）之世，增额既如故，又多无艺之征，逋粮愈多，规避亦益巧。已解而愆限或至十余年，未征而报收，一县有至十万者。逋欠之多，县各数十万……后居正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立法颇为简便。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

——摘编自张廷玉《明史·食货志二》

材料二   在清末新政之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改革便是财税制度的改革。清政府将原先的户部改组为度支部，其内部各司的设置按业务分工来进行，按近代财务管理要求设立了专管收支、内外债的会计司和专门管理金融的大清银行、造币总厂等。清政府试办全国财政预算案是财政管理体制的一大进步，为以后的民国历届政府所沿用，在中国财政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旧税种的改良、新税种的设立、海关税的改革以及国地税划分的筹划等内容，减少了商品流通的阻碍；新税种中的印花税的设立则是符合近代工业经济的发展趋势，有利于扩大税源。清末审计院的筹划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向西方学习先进制度的结果，它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审计制度，开始引进西方体制，标志着近代审计的开端。

——摘编自王刚《清末财税改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