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吏因缘蚕食，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徙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

—《资治通鉴》

材料：“两税法”树立了中国税制演进之路上的新的里程碑。两税法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不仅征税广度得到扩宽，且依据纳税人负税能力高低来征税，也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在税收对象上“两税法”确立的“资产为宗”的计税原则，以后各代基本没有改变，整个趋势是财产税的比重越来越大，人头税的比重越来越小……在税收形态上，其间实物税虽然一直存在着，但较之货币税已经变为次要角色……在税收结构上，抑商观念在人们的心目中越来越淡。

——张敬群《中国税制演进规律初探》（载《税务研究》2015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