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人类的历史就是与疾病抗争的历史，寄生物寻找新宿主的过程与城市化相伴而生，人口在城市的聚集使传染病得以长久存在，人类活动推动了致病生物的变异与传播。疫病与城市的相互构建经历了以下四个重要阶段：

1、自我调适阶段（公元前500年之前）：从城市出现到公元前500年，人类与病原体经历多代相互调适后，产生了能让双方共融共存的相互适应模式，自然、疫病和城市形成了相互决定的关系；

2、疫病圈形成（公元前500年—1500年）：

3、疫病均质化（1500年—1900年）：

4、新疫病体系构建（1900年—至今）：威胁人类的疫病是人类未知的新病毒，这些病毒传播速度快、病毒稳定性差，对人类宿主有非凡的破坏力，会跨越物种传播，突然在城区人口中显现。

​​​​​​​材料二  在城市发展历程中，无数的典籍都曾记录疫病给人类带来的创伤。6世纪的查士丁尼鼠疫，借助贸易和城市从北非延伸到君士坦丁堡，进而攻占了德国、法国，使全世界损失了17%的人口。14世纪沿着丝绸之路传递的黑死病，席卷了欧洲大陆，造成了重大的人口和经济损失。对疾病的恐惧也会升级为社会恐怖，不同社会群体间相互猜忌，直接冲击社会结构，造成社会动荡。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赫曦滢《疫病与城市社会：历史轨迹、风险逻辑与应急管理》

材料一   中国古代历代政府常常会来取一些积极有效的防疫措施，率领人民抗击疫病。唐宣宗大中年间，江淮大疫，宣宗令受疫肆虐的淮南、武宁军等方镇辖区，以前拖欠政府的缺额钱物摊派先放免三年，三年以后再行交纳。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春，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流传疫疾，文宗颁诏说：“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事毕条疏奏来。”宋朝政府大量编辑印行医书，向各州县加以推广，向老百姓传播预防疫病的知识。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杭州饥疫并作，染病百姓不计其数。苏轼在杭州建立了很多病坊，“以处疾病之人”，实际是简陋的隔离医院。东汉王充的《论衡》载：“鼠涉饭中，捐而不食。”张仲景的《金匿要略》也告诫人们：“果子落地经宿虫蚁食之者，人大忌食之一”，否则会得苻疾。清代吴子存在《鼠疫抉微》中提醒人们要经常洒扫堂房，厨房沟渠要整理清洁，房间窗户要通风选气。疫势危急时，要避开撤走，找个大树下的辙凉当风处居住，近水当风之处最好，千万不要众人拥杂在一起。

——摘编自张剑光、王晓洁《中国古代的疫病防治》

材料二   十六、十七世纪的西欧社会对瘟疫的认识已较为理性、科学，他们认为瘟疫只是一种自然生理病痛，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措施得当还是可以防控的。此种观念……为医生等专业人士走向防疫前台提供了机会。许多医生为人们开出了诸如喷洒香水、多吃芦荟、节食、逃跑、放血疗法等防疫措施。尽管这些措施成效微弱，但它至少给了人们一个积极信念，那就是瘟疫是可以防控的，这无形中激发了人们的积极行动，给人们尝试更多方法开启了道路。医学界通过对古希腊医学的研习也初步承认疾病是由机体紊乱或生理等身体内部原因引起的病痛，“这样一种以人为中心的观点支持了治疗观上的乐观主义态度：疾病的康复是把握在人的手中的”。在这种理性防疫观念的指导下，欧洲各国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从而推动了西欧集体防疫行动的发生。

——摘编自陈凯鹏《十六、十七世纪中英两国防疫对策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