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408～1643年间，中国爆发全国性大疫19次之多，局部性疫情不计其教，致使“万户萧疏鬼唱歌”“饥民抢掠四起”。文献记载每当瘟疫发生时，皇帝往往派人去祈祷，采取施咒的办法安慰百姓。明宪宗曾下诏在京城崇文、宣武等六门城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殓遗尸。1587年明神宗谕旨礼部：“尔部便行太医院精选医官人等，多发药材，分头诊视施给”；还强调“此后各省直有与重大灾疫，须令各府州县……即许便宜动支社仓积谷，及本部事例义输等银、病者或给衣食”。对此时人评论：“今之人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防疫较为有效的隔离、禁止人员流动等措施，朝廷并没有推行，文献也没有记载。”

——摘编自甘海根《明代北京的瘟疫与政府应对》

材料二   英国首都伦敦由于人口集中、卫生环境差而成为鼠疫频繁光顾的城市之一，15～17世纪频繁发生严重鼠疫。针对疫情，1518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为确保隔离措施的落实，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被认为是社会保障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在1604年索尔兹伯里瘟疫期间，整个镇1/5的人口被纳入到国家救助中，因此群众愿意配合隔离。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郡治安法官作为总负责人，教区牧师和执事作为配合机构每周要报告相关情况。

——摘编自陈凯鹏《十六、十七世纪中英两国防疫对策比较》

材料三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中国政府及时做出了加强疫情防控的全面部署，我们全国动员、全面部署、快速反应，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的防控举措，打响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并取得了积极成效。其他国家暴发疫情后纷纷向我国学习、效仿我国的应对措施。

材料一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疫病频发的国家，在公共危机应急救援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两汉疫病流行，西汉有11次，东汉有27次。疫病爆发以后，帝王一般会下罪己诏主动承担责任，认为疫病的流行是自己的政事有所欠缺而导致的，并大赦天下、减免赋税、举办大 型祈禳仪式。西汉元帝时，关东水灾疾疫，大量流民涌入关内，元帝诏集转运粮食给流民，并开仓赈济，赐寒衣，保证灾民能有基本的吃穿。东汉和帝永元问，曹褒官为城门校尉，“时有疾疫，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多蒙济活”。安帝元初间，会稽大疫，政府派“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疫病”，到乡村为老百姓治病。两汉时期，从农村到城市，每逢疫情严重，惑病人增多，政府会因地制宜地腾出一些住宅作为疫病的医院，集中为他们进行治疗，以防止疫病扩散。

——摘编自刘滴川《大瘟疫 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等

材料二 晚清时期，以灾荒为代表的灾害性公共危机事件日趋频仍，以瘟疫为代表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此起彼伏。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官赈为代表的传统危机应对机制渐趋衰弱，新型商人开始活跃于近代历史舞台。新型商人文化教育程度较高，有着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同时具有“我本同处宇内，有分地无分民”的超越乡土观念的社会意识 和爱国主义情怀。发生重大灾荒时，他们号召社会各阶层人民关注灾区，为灾区人民募捐 灾款和物资，义贩逐渐发展成为晚清社会主要的灾荒救济形式。

——摘编自姜强《近代江南公共危机与社会应对》等

材料三 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局限在自然灾害和社会事故上。2003年“非典”后，针对危机事件的科研机构纷纷建立，在研究中各有侧重。2005年，国 务院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35个与公共危机管理相关的法 律法规。汶川地震时，国内媒体从中央到地方全力以赴地对地震和救灾情况进行了及时、充分、生动的报告，将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凝聚到抗震救灾上，激发了整个社会强大的救灾合力。

——摘编自刘亚光《浅析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发展》

材料一   在中国早期,人们早已具备了一定的避疫思想和隔离观念。秦汉时期,政府采取强制措施隔离病患,《云梦秦简》中就有政府关于疫情申报、隔离的具体记载。两晋时期,中央政府对疫病隔离更是做了明确规定，朝臣家庭若有三人以上染病,即使本身没病，百日之内也不得上朝。两宋时期,除了中央较为主动的隔离治疫政策外，一些热心的地方人士和官员也自发建立一些医疗机构,如福田院和安济坊,用以安置隔离病患。明清时期，虽然很少看到重要的集中隔离和检疫场所,但面对瘟疫，民众则常常采取一些自发的隔离防疫措施，康熙四十八年,便有民众在空旷之地设置草屋数十间供患者隔离。

——摘编自杨银权《被忽视的传统:中国古代隔离治疫发展论述》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病流行,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49年10月,察哈尔鼠疫爆发后,中央立即成立疫情防控工作组，并采取疫区封锁、划定大小隔离圈的措施，毛泽东还亲自请求苏联专家来华协助防疫。据统计,截至1951年9月,全国各地卫生机关共派出150余支防疫队,深入基层,宣传、组织防疫工作。1952年,毛泽东发出了“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指示,号召全国军民把卫生防疫提高到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高度认识上来。1955年，国务院批准的《传染病管理办法》除了确立疫情报告制度外,还把当时流行的传染病分为甲、乙、丙、丁等18种,依法进行管理,同年，中央政府还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办公室。

——摘编自李洪河《新中国国家卫生防疫机制的建立》

材料一   1408~1643年间，中国爆发全国性大疫19次之多，局部性疫情不计其数，致使“万户萧疏鬼唱歌”“饥民抢掠四起”。文献记载每当瘟疫发生时，皇帝往往派人去祈祷，采取施咒的办法安慰百姓。明宪宗曾下诏在京城崇文、宣武等六门城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殓遗尸。1587年明神宗谕旨礼部：“尔部便行太医院精选医官人等，多发药材，分头诊视施给”；还强调“此后各省直有与重大灾疫，须令各府州县即许便宜动支社仓积谷，及本部事例义输等银、病者或给衣食”。对此时人评论：“今之人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至于对防疫较为有效的隔离、禁止人员流动等措施，朝廷并没有推行，文献也没有记载。

——摘编自甘海根《明代北京的瘟疫与政府应对》

材料二   英国首都伦敦由于人口集中、卫生环境差而成为鼠疫频繁光顾的城市之一，15—17世纪频繁发生严重鼠疫。针对疫情，1518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为确保隔离措施的落实，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被认为是社会保障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在1604年索尔兹伯里瘟疫期间，整个镇1/5的人口被纳入到国家救助中，因此群众愿意配合隔离。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郡治安法官作为总负责人，教区牧师和执事作为配合机构每周要报告相关情况。

——摘编自陈凯鹏《十六、十七世纪中英两国防疫对策比较》

材料一 后人在讲到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这段历史时，往往都注重讲政治大势，军事攻防，历史学家们很少有人关注到这场发生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城的惨烈大疫。明末大鼠疫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年)，地点是山西。崇祯十四年(1641年)，鼠疫传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80万到100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明末大鼠疫流行与当时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紧密相连。明朝末期是气象学上所谓的“小冰河时期”，这一时期中国遭到了持续干旱和低温的侵袭。史载，万历十年、十五年、四十五年，都曾发生瘟疫，也都是大旱之年。崇祯十四年之后，是连续四年的大旱，瘟疫也一直延续到明朝的灭亡之后。旱灾发生后，灾民们会四散逃荒，使得瘟疫也随之四处扩散，而像北京这样的都城，一旦感染瘟疫，又会随着它向外辐射的条条官道，把病菌传到帝国的四面八方。这还是在不打仗的情况下。一旦旱灾、瘟疫和战争同时出现的时候——这正是明朝末年的情形——这个社会就开始崩溃了。

——摘编自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

材料二 印第安人原来的人数在2000万左右。就整个新大陆来说，据估计在哥伦布来到后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主要的杀手是旧大陆来的病菌。印第安人以前没有接触这些病菌。因此对它们既没有免疫能力，也没有遗传抵抗能力。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斑疹伤寒争先恐后地要做杀手的头把交椅。

——贾雷德·戴蒙德(美)《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的命运》

材料三 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北方哈尔滨建立起庞大的细菌武器研制基地，由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在平房“死亡工厂”使用大量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朝鲜人等做极期残酷的人体试验，研制出鼠疫、霍乱、伤寒、炭疽、赤痢等多种细菌武器……据统计，中国南方浙江、江西、湖南、云南、广东、广西等省区因日军细菌战攻击而死亡的人口约30万。若这“30万人”的死亡数字获国内外学界公认，那便又是一个“南京大屠杀”。

——陈致远《侵华日军在中同南方实施的细菌战》

材料一   明清时期，福建另辟了两条经由闽北的出省通道，使得闽南的陆上通道完善，此外该地区面向大海，有着为数众多的优良港湾，此时对外交通范围更广，往来国家更多，对外联系频繁，贸易规模更大……港口走私贸易给闽南地区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疫病得以传入。

当地政府重治而不重防，防治疫情的认识不足，为防止引起恐慌，对疫情信息严格保密。湿热的气候和民间停丧不葬的习俗使得细菌病毒大量繁殖。鸦片战争后，海关税务司拟定了口岸检疫章程，实施港口检疫，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海外疫病的蔓延。在与疫病进行长期斗争的过程中，中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西医也逐渐流入内陆，并起到了一定的防治疾病作用。但闽南地区的鼠疫流行时间仍然长达300余年，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摘编自林楠、曾毅凌《明清闽南疫病流行与海外交往之影响》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许多蛰伏的传染性疾病一度肆虐，鼠疫波及全国20多个省区，血吸虫病遍及长江以南所有省份。1949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措施，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1950～1953年连续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强调群防群治。通过传媒界的政治动员和教育界、文艺界的防疫宣传，卫生防疫工作上升为全民政治运动，流行的各种疫病很快得到了有效防控。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