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7世纪初，英国出现了新一轮鼠疫和饥荒。当局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一些病人被送到城外的房子或棚屋隔离起来，主要的还是封户进行隔离。受“预定论”思想影响，染疫病人自我隔离，避免给他人造成危险。枢密院颁布《条例集》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包括所有政府官员的监督问责机制，英国开始建立覆盖全国的防疫体系，但在各地成立常设专门公共卫生机构的建议却被束之高阁。同时还建立了以堂区为单位征收济疫税的新制度，使经费筹措变得世俗化和规范化。英国通过地方精英的广泛参与将国家权力渗透到基层社会。当伦敦大瘟疫消息传到西南边陲小镇泰特伯里时，当地立即召开居民大会，制定防疫条例和法规，禁止任何外来人口和货物进入。由于基层防控有力，鼠疫被限制在伦敦和其他少数城市，很少蔓延到广大乡村。

——摘编自向荣《第二次鼠疫大流行与意大利和英国的社会应对》

材料二 中国历史上灾害频发，为进行有效的救灾工作，历代政府建立了粮价奏报系统和雨泽奏报系统，以掌握各地粮价及收集全国的气候信息，以预测和核实从各地收集到的粮价信息。

清朝政府改进了前代的信息收集系统，建立了全国性的粮价奏报系统和雨泽奏报系统。清朝的粮价和雨泽奏报有经常奏报和不规则奏报两种形式。经常奏报要经过州县到行省层层上报的一套程序。不规则奏报则没有固定的奏报人员、程序、时间和格式。对于各地奏报不及时或者奏报不实的官员，皇帝经常进行追查，有的被严加惩处，但没有专设机构或人员执行经常的查核工作，他不相信这样的机构，而是让信息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送上来，由皇帝自己来判断。

——摘编自李伯重《信息收集与国家治理：清代的荒政信息收集系统》

社会的一大祸患。在现代牛痘疫苗使用之前，传统社会普遍采用人痘接种。在印度，主持人痘接种的是以婆罗门种姓为主的接种员，他们被看作是天花女神的供奉者，是祭司和医生的结合体。他们拥有固定的客户群体，接种率大约为印度人口的21%，形成了“完整”的人痘预防模式。

1802年英国殖民者将爱德华.詹纳发明的牛痘接种模式作为“理性和科学的代表”及实施“文明教化”的手段引入印度。他们认为“作为政府的税收来源，这里的每一条生命，每年的价值可达八先令；将牛痘疫苗与空气一样，免费授予印度民众，这将增强英国统治的合法性，是英国人道主义和对印度人民仁爱的象征；因此无论从慈善还是金钱的角度来看，拯救印度人的生命都是值得的”。印度严格的等级界限与女接种员的缺乏、高温潮湿的环境及大部分印度人把牛痘接种视为“恶意的英国人与受到侵犯和破坏威胁的印度人及其神圣事业之间的冲突”，从而引起.民众对牛痘接种的自发抵制。1850年殖民当局将人痘接种定性为“谋杀性交易”。接受西式教育的印度新式知识精英及其影响下的媒体是西方医疗事业的坚定支持者。通过一段摘引自古代医神檀梵陀利的文献，以及一首以梵文书写在旧纸上、据说是被发现的关于牛痘接种的短诗，印度知识精英利用自身的威望和能力巧妙地提出了牛痘疫苗实际上是人痘疫苗的一种改良或变种，在接种牛痘疫苗时，也应该怀着崇敬、信仰和纯洁之心举行宗教仪式。与此同时殖民当局收编人痘接种员组成了牛痘接种队伍。在天花肆虐的背景下，在确保生命安全与坚守宗教和传统之间，牛痘疫苗得到了有利的推广。

人们从不同角度研究这一现象，提出各自观点

——王磊、申向洋《冲突与妥协：传统文化与英属印度牛痘疫苗的推广》

历史上疫病往往与重大灾害一同出现，合称"灾疫"。清代实行白银与铜钱并行的货币制度，灾疫发生扰乱了灾疫的正常货币流通秩序，使银钱兑价短时发生巨大波动。

材料一 道光年间，黄河决口，水淹开封，前后长达八月余。灾疫发生后，开封城"银价骤减，每两易钱一千文，复减至八九百文，较平时几减至大半"。数日，即有钱储"乘危急之际，于市场一切高抬价值，倍于平时"。在货币白银化趋势下，政府救助以银，而民众日常多为小额铜币，便产生银钱货币使用上的二元矛盾。于是，官府采买救灾物资，皆尽量用钱支付。筹赈钱文多从外地运入，全国钱价变成围绕灾疫核心地呈由中心向边缘的高—低辐射状态分布，甚至对全国产生经济上的辐射作用。钱价上涨同时，当地物价也在上涨。恐慌之下的灾民开始哄抢生活物资。

——据胡岳峰《灾疫与钱价－货币史视角下的清代灾疫救助》整理

材料二 清代货币制度，银两和制钱不是主辅币关系，银两称重，制钱计数，实兑比率并不稳定。货币制度的缺陷和灾后正常的货币和商品流通秩序被打乱使钱商嗅到商机，他们通过左右银钱货币价格逐利。而政府为遏制钱贵，增加制钱供给从原理上看非常得当，但在实际操作中，又面临两难处境。携银兑钱赈济进一步推高灾疫地钱价。

——胡岳峰《灾疫与钱价——货币史视角下的清代灾疫敦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