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以来，中美两国的抗疫策略与效果截然不同。这种差异的背后隐藏着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密码。
材料一 表：中美抗疫策略对比
| 抗疫阶段 | 中国 | 美国 |
| 第一阶段 |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同时采取积极抗疫策略。 | 州政府积极抗疫，联邦政府抗疫不力，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互相指责。 |
| 第二阶段 | 人民群众服从抗疫指挥，从大局出发，牺牲个人利益。 | 联邦政府甩锅责任，为争取民众选票采取多项措施。 |
| 第三阶段 | 以牺牲部分经济发展为代价换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全面胜利。 | 美国在疫情尚未控制的情况下急于复工复产。 |
资料来源：中国抗疫信息来源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国抗疫信息来源于《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CNN等美国媒体
材料二 中美两国抗疫效果截然不同，表面上看是抗疫策略选择问题，本质上是国家治理理念、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民众思想意识等方面的根本差异。中国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总体战、阻击战的阶段性胜利，既是对中国国家治理理念、政治制度、国民性的一次考验，更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越性的一次成功检验。
——谢地、王齐《从“三方博弈”看中美两国抗疫的策略、效果及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美两国抗疫的差异性。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取得抗疫阶段性胜利的原因。
材料一 与近现代隔离机制相比，尽管中国古代的隔离措施、隔离方法、隔离观念还比较落后，但早在秦汉时期，甚至更早就已存在的避疫思想、隔离观念……它历经秦汉时期的萌芽、西晋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到两宋时期达到相对完善的程度。尽管明清时期国家层面主导的隔离治疫事务有所衰落，但是以民间社会力量为主导的隔离治疫却得到了长足发展，这种官绅协同的模式不仅促进了传统隔离治疫的发展，并为近现代隔离治疫机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杨银权《被忽视的传统：中国古代隔离治疫发展述论》
材料二 随着疫情的频发，从民间到官方皆竭力治疫，但由于医学技术水平所限，往往效果有限，直到清末才略具规模，民国时期较有进步。据1911年7月11日上海《时报》载，当年安徽遭受特大水灾，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皖北灾后患疫百姓众多。在上海华洋义振会会长福开森的号召下，该会于7月初成立救疫队赴皖救治，就诊者纷至沓来，一时应接不暇。该会除施医外，还择极贫病重者再施钱、米，并备牛肉干、牛奶等滋补之品，以助患者速愈。民国初期，每到七八月份，各大城市纷纷成立临时时疫所，免费收治疫病患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各慈善团体、民间社团每年均成立时疫救治医院，有上海时疫医院、普善山庄时疫医院等近20家。
——摘编自周利成、左力《近代中国的防疫、验疫与治疫》
材料三 在疫情防控的链条上，密接人员正是最脆弱也是至为关键的那块“木板”，要尽早实现社会面清零的目标，就要精准防控、快速出手，第一时间做到应隔尽隔、不漏一人，而这离不开隔离人员对防疫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对隔离人员来说，他们是用自己一时的不便换取更多人的安全与方便，对这种顾全大局的自我牺牲精神，我们理当心怀感恩、深表敬意。
——摘自《隔离也是战“疫”同样值得尊重》潇湘晨报（2022年4月1日）
应当加快防疫行政隔离立法，修订《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将防疫行政隔离纳入法治轨道。完善行政隔离基本程序，强化对未成年人保护，完善防疫行政隔离执法文书制度和专业审核制度。并确立防疫行政隔离“以财政承担为主，被隔离人员承担为辅”的基本原则。
——摘自张效羽《法治视角下防疫行政隔离制度的完善——以对人防疫行政隔离为例的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隔离制度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采取的防疫措施并分析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现代隔离制度有哪些进步之处。
(4)综合以上材料，谈谈你对疫情防控的认识。
材料一 西周设巫祝，负责驱除疠疫；人们通过表演“傩”戏取媚神祇。西汉元康二年宣帝诏：“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东晋葛洪著《肘后备急方》，是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最早记载天花、恙虫病。《唐律疏议》载：“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明代隆庆年间宁国府天花流行，当地医师用人痘接种法进行防疫。英人詹纳发明的牛痘接种法于嘉庆十年传入我国，并逐渐取代人痘接种法。
——梁峻《中国古代防疫资鉴》
(1)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国的疫情防治呈现日益科学化、法制化的特点。请简要论证这一观点。
材料二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生理解剖,取样分析,这是西医的方法。辨证施治,阴阳五行,上病治下,左病治右,这是中医的方法。西医将人体视为一个可以分解为许多部件的机器,每个部件都可以拆开、修理、更换。中医将人体视为一个彼此联系、互相影响的整体,表里一体,虚实相通。西医最得西方古典科学重具体、讲实证的精神,中医最得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讲联系的神韵”。
——《近代文化视野下中医与西医的比较研究》
(2)结合材料和所学，比较中西医的不同特点。
材料一 英国初期的防疫成果并不理想，进入封锁防疫第三周，疫情并没有得到明显控制，日检测能力未能达到预期水平，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从疫情防控有效性的角度来说，英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政策缺乏针对性，既没有及时阻止疫情的大规模爆发，又未能顺利切断传染途径，无法阻止疫情多次反复传播，甚至还因为医疗物资与床位紧缺，放任轻症患者进行居家隔离，对感染者防护措施不当，不重视病毒特性，不严格控制病毒的传播途径，不对疑似病患进行检测和救治，出入境没有设立体温监测点，不对确诊病患行动轨迹进行追踪，不对密切接触者进行检验排查，最终导致疫情蔓延。
——摘编自李瑾《英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分析与启示》
材料二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从确保患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到多措并举关心关爱抗疫一线医务人员，从加强人文关怀、组织开展心理疏导，到稳妥有序解除管控措施、逐步推进复工复产。在这场捍卫人类健康福祉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战斗中，中国始终坚持国际合作，开展防控和救治经验分享，推动联合科研攻关，携手应对共同威胁和挑战，以自己的作为和担当，生动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战“疫”、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尽到中国责任！
——摘编自郑昌华《中国文化是抗疫斗争的深沉力量》
(1)据材料一，指出英国初期“防疫成果不理想”的表现及原因。
(2)据材料二，概括中国的抗疫理念。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抗疫所体现出的进步性。
材料一 西汉前期，政府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疫病甚少流行。及至后期，随着人口增长和大量商贸活动的开展，疫病开始猖獗。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平帝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东汉防疫除沿袭西汉的减免田租外，还开仓放粮，巡行赐药。六朝（指以今南京为京师的孙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这六个朝代）疫病流行至少74次，一次死亡10余万人的大疫，晋代就发生了两次。北魏显祖皇兴二年（公元468年），河南大疫，死亡人口达十四五万。这一时期，政府多向官员施散医药，北魏政府还设立医馆、医坊，为民治病。政府还公布了一些防疫药方供百姓使用。
——摘编自梁峻《中国古代抗疫启迪》
材料二 突如其来的“黑死病”使欧洲人心惶惶，直到15世纪晚期，一份德意志手稿上还写道，“聪明的大夫有三条使我们远离瘟疫的黄金规则：迅速离开，走得远远的，不要急于回来”。外来移民、流浪汉受到歧视和迫害，其中犹太人受害最深。1399年疫情期间，米兰公爵詹加莱亚佐要求对病人和死亡人数进行统计，以日报形式呈交他本人，并向社会公布统计数据。这一制度也随即被意大利其他城市借鉴和采用。严格的隔离措施给意大利带来了安全，但也给意大利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这引起了商人和依靠日工资生活的雇佣工人的不满。为了缓解防疫和经济生活之间的矛盾，意大利在15世纪中后期引入了健康通行证制度，没有受到疫情影响的人和货物可凭证通行。之后，随着“黑死病”反复发作，应对危机的临时委员会逐步转变成常设的公共卫生署。意大利卫生署有处理相关事物的绝对权力，卫生署颁布的条例具有法律效力，他们还可以对不遵守防疫条例的人使用酷刑。
——摘编自向荣《“黑死病”与意大利和英国的抗疫》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政府抗疫的主要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国社会疫病频发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意大利人在抗疫斗争中的创新，并说明其重大意义。
材料一 英国是世界上率先迈入现代化的国家，随着19世纪中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环境，尤其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卫生状况严重恶化,英国政府开始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1848年，经过议会辩论，英国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法案规定:“在代表中央意志的大都市伦敦首先创建中央委员会，然后再广泛任命检查巡视员,派他去管理地方上的那些分支委员会。”这使得地方政府强烈不满，由此,1858年,中央政府颁布了《公共卫生法》。1871年,议员提出并成立了地方政府委员会,推动议会颁布了1872年《公共卫生法》。1875年，又颁布了强化、巩固现有一切成果的《公共卫生法》。规定“任何被通报为污染物制造者的受委屈个人都有申诉抱怨权”,这使得检查员所做的工作极易遭人误解。这些法案连同1875年的《食品和药物法》“共同构筑起了英国近代乃至现代社会公共卫生立法和管理制度的基础”。
——摘编自王广坤《论近代英国的卫生检查制度》
材料二 1951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1953年,政务院批准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市）、县（旗、区）建立卫生防疫站;到1965年年底,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卫生防疫站2499个,与1952年相比,机构增加了16倍，医师（技师）增加了11倍。卫生部还先后颁布了《卫生防疫站暂行办法》（1954年）、《卫生防疫站工作试行条例》（1964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宏观层面提出了“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思路，启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9年,发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摘编自吴超《从卫生防疫到全民健康一新中国的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安全事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英国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英国与现代中国在公共卫生事业建设上的相似之处,并说明其产生的相同作用。
(3)综合上述材料及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议。
材料一 《伤寒杂病论》，东汉“医圣”张仲景著。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伤寒杂病论》系统地分析了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创造性地确立了中医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人“八纲辨证”（阴阳、表里、寒热、虚实）。
《肘后备急方》，东晋葛洪著。葛洪在书中对古代几种传染病作了细致的描述，包括“虏疮”（即天花入射工（血吸虫病）、沙虱（恙虫病入、马鼻疽、“制犬所咬毒”（狂犬病）等多种传染病和治疗方略。其中对于“狂犬病”提出治疗方法计约二十种，其中有“仍杀咬犬，取脑傅之，便不复发之法。
——摘自光明网《中国古代十大不朽医学名著》
材料二 民国时期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中医数次处于被取缔的边缘，基本被排斥到卫生防疫的边缘。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广东、广西、山东、浙江、陕西，开始运用中医中药进行麻风病的治疗。在党和政府的动员下，广大中医纷纷将珍藏的秘方、验方贡献出来。治疗急慢性传染病的各种验方，被各地的卫生管理部门、中医学术团体等结集刊印并广泛传播，部分秘方、验方被用于中药的试验和生产。有学者专门对中西医结合治疗伤寒、血吸虫病进行过历史考察，指出中西医结合“不仅能治疗某些慢性病，而且对某些急性传染病也有很高的疗效。1953年11月，中华医学会邀集中医中药、西医西药和针灸等方面40多名专家，成立了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多次组织中西医学术交流座谈会。
——摘编自马金生《20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医药与传染病治疗》
(1)据材料一，概括指出《伤寒杂病论》和《肘后备急方》对古代传染病诊疗的贡献。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50年代我国中医药与传染病治疗的变化及原因。
材料一 中国古代疫情多发……唐代也不例外。尽管医疗机构很完善、发达，但仍无法有效应对大规模爆发的疫病，其中重要原因是医疗资源的不均与不足。在此情况下，基层民间医疗有所开创和发展。受儒家仁政思想与佛教慈悲为怀思想的影响，唐代开办悲田病坊，救助病残、乞丐及贫民的专门机构，服务对象就是社会底层群体。所属关系有：一是受官府管理，经费也来自官府；二是僧人自行管理，经费来源于寺院。
——摘编自廖靖靖《多姿多彩的大唐风貌》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卫生”一词在晚清日益流行。由于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卫生涉及的已经不是个人或地方团体层面，而是同国家、民族联系在了一起。文化市场涌现大量的生理卫生、生殖医学的书籍和刊物，相关的广告与介绍也频繁见诸报端，大多强调泰西的兴盛与其对生理卫生学的重视密切关联，表示译者或作者的目的即在希望种族强盛上。”
——摘编自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许多蛰伏的传染性疾病一度肆虐，鼠疫波及全国20多个省区，血吸虫病遍及长江以南所有省份。1949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措施，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1950-1953年连续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强调群防群治。通过传媒界的政治动员和教育界、文艺界的防疫宣传，卫生防疫工作上升为全民政治运动，流行的各种疫病很快得到了有效防控。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完成下列任务
(1)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晚清卫生观念传播的积极作用
(2)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疫病防治的特点及作用
(3)综合上述材料，请你谈谈从唐代到新中国初期疫病防治对我们当前疫情防控的借鉴价值
材料一山西一地在明代276年间曾37次出现灾疫，且多在成化十八年（1482年）之后。疫灾常常与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同时发生，与饥荒并发的频率最高。战祸一起，疮痍满目，疫疠丛生。面对频发的灾疫，朝廷常常发布诏令减免税粮田租，也常发帑（钱财）赈济灾民，减缓灾情。在疫病流行时期，军营将士会食用特定草药预防疫病，并将患者与健康士兵隔离开来，以免扩大传染。地方官府常常采取施医送药的救疗手段，扩大救疗面。明代对疫病发生虽已有较为科学的认识，但仍然存在以天命解释灾难和疫病发生的情况，认为天意不可违，因而一些地方官也常采用斋戒祈祷的方法驱避疫气。一些深怀济世思想的医生不避疫气，不辞劳苦，施医送药。深受儒家爱民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也主动出资出力，救助于民。
——摘编自张丽芬《明代山西疫灾特点及救疗措施述略》
材料二14至17世纪中期，伦敦先后爆发过20多次大小瘟疫。面对最初的黑死病疫情，教皇亲自设计弥撒驱逐瘟疫，教会则通过教堂担负起医疗救治的责任。政府规定严禁暴尸街头，死者必须深埋；限制出入病疫区。许多地方当局还规定有传染嫌疑的房屋及家具要通风熏蒸、曝晒消毒，并向民众普及医学和公共卫生知识。英王对疫病重灾区免除征税，同时发布公告严控伦敦城内的屠宰活动，禁止污血流入街道或泰晤士河。随着疫病的扩散，政府进一步制定卫生法规，管制医药行业，推进医疗的正规化进程，并新建或重建多家医院。城市也开始设置清道夫清扫街道。到了16世纪，关注公共健康成了欧洲各大城市普遍的现象。这些医学上的变化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卫生革命”。
——摘编自魏晨光《从黑死病反观14——17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和医疗状况》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代山西地区防治疫情的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14——17世纪英国应对疫情措施的背景。
材料一 在整个明代，从1368-1644年，总计约277年间，共计发生了75场较大范围瘟疫。瘟疫发生之后，明王朝作为社会的管理者，自然承担起了应对瘟疫，赈济民众的重任，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对于各地出现的包括疫情在内的灾情，明朝中央政府要求各地方官员必须迅速。上报，以便上级部门采取及时的对策。对于报灾不实的官员，常常加以处罚。免除疫区正官进京朝觐，以保证救灾的领导力量和地方政府职能的正常运作，同时派员赈济，督促地方官员，协调救灾工作。明王朝设有专用的救灾仓储制度，为包括疫灾在内的灾害提供固定的物资保证。太医院、医学与惠民药局，是明朝医疗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明政府注重对医疗机构的创制和整顿。在疫灾出现时，明朝皇帝常常下令中央和地方官员要“修省”；甚至皇帝下“罪己诏”，举行祈祷和祭祀活动。
——摘编自陈旭《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
材料二 16世纪-17世纪，瘟疫在西欧频繁爆发，英国人口大量死亡，基督教会束手无策。英国王室政府与地方政府相互合作，共同致力于防疫工作。英国在近代早期的防疫措施它不仅来自欧陆防疫经验，而且也来自地方长期防疫实践，更来自医生专业性建议。伦敦发生鼠疫后，医学界要求当局注意城市公共卫生、清除各种污秽；建议民众重视卫生保健，节制饮食，并用放血、催吐等疗法治疗病痛。为防止疫情扩散，不仅患者，而且其家人也被隔离；隔离期间，政府严禁人员探望；为防止他们出逃，政府派专人严密监控，任何人不得靠近；一旦有人员出逃，政府严惩不货。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特点》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应对灾疫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的特点及其形成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