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徽宗赵佶倡导“治病良法，仁政先务”，宋前期的中书门下和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六部作为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主要负责疫情的分析判断、政策制定、组织协调与文书下达，以及信息渠道的沟通与保障等。翰林医官院作为中央最高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全面负责疫病流行期间派医、巡诊、赐药和救治病人等。尚书省和剂局负责制造各类药物。医学机构、临时医院和慈善机构，成为国家防疫取得成效的制度保障和关键所在。宋代地方政府有关医学的职能也有所扩大，防治疫病、推广医书、发展州县医学教育和打击巫术等成为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之一。地方乡绅、医学家、僧人、道士和普通民众等社会民众力量，在宋代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辅助性作用，尤其在自然灾害和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广大乡村地区，地方乡绅、民间医学家和宗教人士等建立的救助机构，救济活动更为直接，效果也较为明显。

——韩毅研究员的《瘟疫来了：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

材料二   19世纪前期英国公共卫生状况恶化的一个原因就是沿袭中世纪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与工业社会的要求相脱节。在19世纪之前，英国的公共卫生管理一直处于地方层面，由地方当局进行管理，受自由放任思想的影响，国家和中央不插手地方事务。在1835年立法中，中央政府已经感觉到有必要对地方政府结构进行重组以使他们能够应付“低层政治’的挑战，他们希望完善“二元政体“结构，以处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成堆难题。于是，通过公共卫生立法，英国在中央建立了专门的中央卫生机构。“到19世纪中期，“应该”这样试验性的规定渐渐出现在卫生立法中：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的第10部分，在不卫生的地区赋予这个法案强制力，但是这个法案只包含权力，而不包含义务，在付诸实践时没有义务做任何事情。然而，1866年《卫生法案》的第49部分‘卫生立法的语法需要强制性语气的功效。”

——张丽丽《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立法研究》

材料一   明代中后期疫病流行，吴有性、张介宾、李时珍等对疫病进行深入探究，建立了系统的中医疫病诊疗体系。他们指出，患疫之人多内伤不足……需注意养生防疫，调摄饮食。明代医家认为可通过消杀虫害，清洁水源，熏蒸衣物等方式，改善卫生条件以防疫。他们指出，疫病邪气多从口鼻而入，使用多种预防疫病的方药，擅用芳香类药物，包括雄黄、降香、香油、宣圣辟瘟丹、福建香茶饼等防疫复方，采用口服、塞鼻、洗浴、熏烧、喷洒等法治疗。

——摘编自李董男《明代医家扶正驱邪防疫方法探析》

材料二   1939年以后，日军在共产党根据地散播细菌，制造疫情。1940年，各根据地相继建立专门卫生防疫领导机构，当年5月，陕甘宁边区成立延安防疫委员会，边区各区县建立卫生防疫委员会。提高医护人员的待遇，创办一批中西医合作的新式医疗机构。陕甘宁边区组织卫生知识宣传队、举办卫生知识展览会等。此外，在各根据地卫生防疫网络和专业药厂支持下，根据地开始普及全民预防接种，1941-1944年，仅陕甘宁边区群众防疫接种人数就达11万人，预防注射人数达7723人。

——摘编自白孟宸《抗日敌后根据地的卫生防疫》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以来，中美两国的抗疫策略与效果截然不同。这种差异的背后隐藏着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密码。

材料一   表：中美抗疫策略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抗疫信息来源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国抗疫信息来源于《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CNN等美国媒体

材料二   中美两国抗疫效果截然不同，表面上看是抗疫策略选择问题，本质上是国家治理理念、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民众思想意识等方面的根本差异。中国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总体战、阻击战的阶段性胜利，既是对中国国家治理理念、政治制度、国民性的一次考验，更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越性的一次成功检验。

——谢地、王齐《从“三方博弈”看中美两国抗疫的策略、效果及原因》

材料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发出《关于预防霍乱的指示》《种痘暂行办法》《关于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等。1951年，毛泽东指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1955年，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以及血吸虫病防治办公室成立，具体领导和指导各地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截至1951年9月，全国各地卫生机关共派出从十余人到百余人不等的防疫队150支，深入各地基层。1951年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防疫处鼠疫防治院特别制定了鼠疫疫情报告制度，这一制度在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管理办法》中得以确认。1952年，在毛泽东“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号召下，开展了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鼠疫发病病例在新中国成立前10年间为22.7万余人，1955年全国病例仅39人，短短五年时间就控制了鼠疫流行。其他一些传染病如斑疹伤寒、钩虫病、血吸虫病等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全国城乡人口逐步上升，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卫生和文明形象。

——摘编自李洪河《新中国国家卫生防疫机制的建立》

诺贝尔奖获得者莱尔德堡格曾说：“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就是病毒”。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农业比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维持了高得多的人口密度-平均要高10-100倍。……如果说农业的出现就这样使我们的病菌交了好运，那么城市的出现则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幸运，因为在甚至更糟的卫生条件下，更加拥挤的稠密人口使情况恶化了。……当我们驯养牛和猪这类群居动物时，他们已经受到了一些流行病的折磨，只不过在等待着转移给我们罢了。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人类社会与包括病毒在内的各种微生物之间尽管总能维持某种均衡，但这种均衡非常脆弱。随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人口数量的增长、人口密度的增大、商贸活动的往来、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交通方式的便捷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这种均衡迅速被打破。人类文明的大幅进步，很多时候无不是以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而这恰给传染病的造访大开方便之门。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材料二：这场瘟疫不知道是受了天体的影响，还是威严的天主对作恶多端的人类的惩罚，不到几年工夫，死去的人已不计其数。任你怎样请医服药，这病总是没教的。浩劫当前，这城里的法纪和圣规几乎全部都荡然无存了：因为神父和执法的官员，也不能例外，都死的死，病的病了，要不就是连一个手底下人也没有，无从执行他们的职务了：因此，简直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城里的人们大难当前，丢下一切，只顾寻欢作乐，乡下的农民，自知死期已到，也再不愿意从事劳动，田里的麦田早该收割了，该打好收藏起来了，却没有一个人来过问一下。

-薄伽丘《十日谈》

材料一   19世纪30年代初的英国，霍乱等流行病肆虐，一些统计学家、医生和其他民间有识之士，开始用他们的专业技术、理性思维和人道主义精神，领导了30—40年代的公共卫生改革运动，推进了公共卫生改革进程。他们较早利用调查和数据方式对社会卫生状况进行研究，向民众普及公共卫生知识，也号召民众以向议会提交请愿书的方式，来推动公共卫生的立法进程。一些志愿团体，关注工人的住房、清洁等状况，将公共卫生及改革的理念传递给工人。1848年的霍乱爆发，推动英国中央政府通过了《1848年公共卫生法》，成立了中央及地方相关卫生部门，标志着英国近代公共卫生迈入了制度化轨道。

——摘编自张晶晶《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公共卫生运动中的医学争论研究》

材料二   为抵御美国细菌战，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后改称“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反细菌战，加强防疫宣传工作。接着，全国各地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全国人民迅速掀起了以反对美国细菌战为中心的人民防疫运动。当时主要任务是消灭传播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的病媒害虫，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截至1952年底，全国清除垃圾、粪便等1.6亿多吨，许多地方的卫生面貌焕然一新。1956年，中共中央把爱国卫生运动写进农业发展纲要，标志着爱国卫生运动开始从突击性的运动向经常性运动转变，从粉碎细菌战向消灭疾病转变，从保家卫国向移风易俗、改造国家转变。

——摘编自肖爱树《被WHO誉为“中国的国宝”：新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