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代中后期疫病流行，吴有性、张介宾、李时珍等对疫病进行深入探究，建立了系统的中医疫病诊疗体系。他们指出，患疫之人多内伤不足……需注意养生防疫，调摄饮食。明代医家认为可通过消杀虫害，清洁水源，熏蒸衣物等方式，改善卫生条件以防疫。他们指出，疫病邪气多从口鼻而入，使用多种预防疫病的方药，擅用芳香类药物，包括雄黄、降香、香油、宣圣辟瘟丹、福建香茶饼等防疫复方，采用口服、塞鼻、洗浴、熏烧、喷洒等法治疗。

——摘编自李董男《明代医家扶正驱邪防疫方法探析》

材料二   1939年以后，日军在共产党根据地散播细菌，制造疫情。1940年，各根据地相继建立专门卫生防疫领导机构，当年5月，陕甘宁边区成立延安防疫委员会，边区各区县建立卫生防疫委员会。提高医护人员的待遇，创办一批中西医合作的新式医疗机构。陕甘宁边区组织卫生知识宣传队、举办卫生知识展览会等。此外，在各根据地卫生防疫网络和专业药厂支持下，根据地开始普及全民预防接种，1941-1944年，仅陕甘宁边区群众防疫接种人数就达11万人，预防注射人数达7723人。

——摘编自白孟宸《抗日敌后根据地的卫生防疫》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以来，中美两国的抗疫策略与效果截然不同。这种差异的背后隐藏着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密码。

材料一   表：中美抗疫策略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抗疫信息来源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国抗疫信息来源于《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CNN等美国媒体

材料二   中美两国抗疫效果截然不同，表面上看是抗疫策略选择问题，本质上是国家治理理念、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民众思想意识等方面的根本差异。中国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总体战、阻击战的阶段性胜利，既是对中国国家治理理念、政治制度、国民性的一次考验，更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越性的一次成功检验。

——谢地、王齐《从“三方博弈”看中美两国抗疫的策略、效果及原因》

诺贝尔奖获得者莱尔德堡格曾说：“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就是病毒”。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农业比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维持了高得多的人口密度-平均要高10-100倍。……如果说农业的出现就这样使我们的病菌交了好运，那么城市的出现则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幸运，因为在甚至更糟的卫生条件下，更加拥挤的稠密人口使情况恶化了。……当我们驯养牛和猪这类群居动物时，他们已经受到了一些流行病的折磨，只不过在等待着转移给我们罢了。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人类社会与包括病毒在内的各种微生物之间尽管总能维持某种均衡，但这种均衡非常脆弱。随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人口数量的增长、人口密度的增大、商贸活动的往来、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交通方式的便捷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这种均衡迅速被打破。人类文明的大幅进步，很多时候无不是以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而这恰给传染病的造访大开方便之门。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材料二：这场瘟疫不知道是受了天体的影响，还是威严的天主对作恶多端的人类的惩罚，不到几年工夫，死去的人已不计其数。任你怎样请医服药，这病总是没教的。浩劫当前，这城里的法纪和圣规几乎全部都荡然无存了：因为神父和执法的官员，也不能例外，都死的死，病的病了，要不就是连一个手底下人也没有，无从执行他们的职务了：因此，简直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城里的人们大难当前，丢下一切，只顾寻欢作乐，乡下的农民，自知死期已到，也再不愿意从事劳动，田里的麦田早该收割了，该打好收藏起来了，却没有一个人来过问一下。

-薄伽丘《十日谈》

材料一   19世纪30年代初的英国，霍乱等流行病肆虐，一些统计学家、医生和其他民间有识之士，开始用他们的专业技术、理性思维和人道主义精神，领导了30—40年代的公共卫生改革运动，推进了公共卫生改革进程。他们较早利用调查和数据方式对社会卫生状况进行研究，向民众普及公共卫生知识，也号召民众以向议会提交请愿书的方式，来推动公共卫生的立法进程。一些志愿团体，关注工人的住房、清洁等状况，将公共卫生及改革的理念传递给工人。1848年的霍乱爆发，推动英国中央政府通过了《1848年公共卫生法》，成立了中央及地方相关卫生部门，标志着英国近代公共卫生迈入了制度化轨道。

——摘编自张晶晶《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公共卫生运动中的医学争论研究》

材料二   为抵御美国细菌战，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后改称“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反细菌战，加强防疫宣传工作。接着，全国各地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全国人民迅速掀起了以反对美国细菌战为中心的人民防疫运动。当时主要任务是消灭传播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的病媒害虫，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截至1952年底，全国清除垃圾、粪便等1.6亿多吨，许多地方的卫生面貌焕然一新。1956年，中共中央把爱国卫生运动写进农业发展纲要，标志着爱国卫生运动开始从突击性的运动向经常性运动转变，从粉碎细菌战向消灭疾病转变，从保家卫国向移风易俗、改造国家转变。

——摘编自肖爱树《被WHO誉为“中国的国宝”：新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

材料一 美国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在1950-1998年间，32次更改养老保险标准，综合运用税收、财政转移及货币政策，将国民收入分配到教育、医疗、就业和养老等多个领域。各国政府还及时出台旨在促进就业的宏观政策和总体规划。在西方国家，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覆盖范围极为宽泛，所有公民既是捐助者，又是受益者。挪威政府通过颁发《国家保险法案》《社会照顾法案》来保证每位居民在生、老、病、死、鳏、寡、孤、残或失业等情况下都可获得经济支援和其他形式的社区帮助。

——摘编自王贤斌、郭建新《西方福利国家改善民生的路径及启示参考》

材料二 一、海关对进口冷链食品开展新冠病毒核酸监测检测，根据检测结果依法对输出国家（地区）的防范污染措施进行检查、调查，确认出口国家（地区）安全管理体系和安全状况是否持续符合中国进口要求，对存在问题的境外食品生产企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采取限期整改、暂停进口、撒销注册等措施。二、对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的进口冷链食品，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指南有关规定，进行分级分类处置。

——摘编自《关于进一步优化完善进口冷链食品口岸疫情防控措施的公告》（2022年第58号公告）

材料一   19世纪中期，英国环境污染严重，传染病肆虐成灾。1848年，英国创设了中央卫生管理机构——卫生总署，以全面介入社会公共卫生管理事务。然而，地方政府以侵犯自由和罔顾地方实际为借口，使得卫生总署的政策很难贯彻到地方。1857年，卫生总署被撤销。1858年，《地方政府法》正式赋予了地方政府清理污染物、建造公共浴池等解决当地公共卫生问题的诸多权力。1871年，议会通过《地方政府事务部法》，英国政府合并了济贫法委员会、内政部等涉及卫生管理事务的各类机构，将其职能归并到新成立的地方政府事务部，统筹负责地方政府涉及卫生健康问题的各类事务。这样，以地方政府为核心，辅以中央政府监督引导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最终建立。同时，法国、美国等国家在公共卫生问题治理上都受到了英国的影响。

——摘编自王广坤《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

材料二   二战后，美国的公共卫生服务被纳入社会福利事业范畴，由联邦政府的卫生机构负责。地方政府在医疗应急管理制度上的差异、地方保护主义风气等因素塑造了“公共卫生联邦主义”，即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配合联邦政府来解决医疗补助、健康教育、卫生规划等方面的事务，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护本地区利益为由拒绝配合联邦政策。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共卫生从“政府统治”向“多元治理”迈进，政府依靠市场机制，利用多元主体提供公共卫生服务。但依赖市场制度的弊病是，公共卫生资源和服务质量会因社会的贫富差距出现分化。同时，美国种族主义根深蒂固，有色人种难以享受与白人等同的及时治疗、低价消费处方药等卫生服务权利。卫生不公平的“痼疾”使得美国公共卫生治理困难重重。

——摘编自王聪悦《美国公共卫生治理：沿革、经验与困境》等

材料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阿根廷民族国家建构的关键时期。大量移民涌入阿根廷以及肺结核病的流行，引发了阿根廷民族认同危机和公共卫生危机，给社会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统治精英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为抗击肺结核，卫生学家们制定防疫计划，推动阿根廷在各大城市的市政卫生局和国家卫生局下设置肺结核预防和救治办公室，指导卫生机构对结核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推动了全国公共卫生工作的体制化科学化。另一方面，卫生学家设置阿根廷结核病协会等社会机构在民众中开展防治活动，辅助政府的公共卫生网络深入群众。随后，卫生专家还推动中央政府开展全民防治肺结核病的宣传教育活动。肺结核防治在凝聚民族认同和民族国家构建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例如隔离措施加剧了民众对肺结核病人的恐惧，病人成为这个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受欢迎的边缘群体。富人为躲避歧视隐瞒病情，去疗养院甚至出国疗养，底层民众因需要工作养家只能等到病入膏肓时，选择在家临终或等待公立医院救助，很多病人在等待床位的过程中遭到警察驱赶，甚至死在街头。

——摘编自夏婷婷《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根廷肺结核防治与民族国家构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