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世纪后半叶，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进程中，系列公共卫生问题日益显现。公众对城市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度逐渐增加，加之霍乱等瘟疫的频繁爆发，推动了政府干预公共卫生。19世纪30年代，英国流行病肆虐，政府开始干预控制疫情。《1848年公众健康法》是英国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干预公共卫生，强调建立卫生管理机构的必要性。英国从1841年开始免费实施疫苗接种，这是英国首次开展的持续性公共卫生活动。1867年英国制定新的《防疫法》….1865年，英国开始组建着眼于疾病病因理论和化学原理为主的研究体系。这种科学的预防与控制疾病，推动了英国的公共卫生朝着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赵玉兰、吴俊《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领导者：约翰西蒙》
材料二 各国应该团结起来，加强协作，共同应对，不应互相“甩锅”。各国需做好全面的准备，现在最大的敌人不是病毒，而是恐惧、谣言和歧视。各国尽快主动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开展合作和信息交流，加强数据、技术的共享，加快疫苗的研发；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摘编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共担责任，全球声援》
完成下列要求：
（1）根据材料一，归纳近代英国政府干预公共卫生活动的背景和主要举措。
（2）提炼材料二的主要观点。综合上述材料，提出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合理化建议。
材料一 瘟疫发生之后，明王朝作为社会的管理者，自然承担起了应对瘟疫，赈济民众的重任，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对于各地出现的包括疫情在内的灾情，明朝中央政府要求各地方官员必须迅速上报，以便上级部门采取及时的对策。对于报灾不实的官员，常常加以处罚；免除疫区正官进京朝觐，以保证救灾的领导力量和地方政府职能的正常运作，同时派员赈济，督促地方官员，协调救灾工作；明王朝设有专用的救灾仓储制度，为包括疫灾在内的灾害提供固定的物资保证；太医院、医学与惠民药局，是明朝医疗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明政府注重对医疗机构的创制和整顿；在灾疫出现时，明朝皇帝常常下令中央和地方官员要“修省”，甚至皇帝下“罪己诏”，举行祈祷和祭祀活动。
——摘编自陈旭《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
材料二 1518年，英国政府通过了防疫法令：要求伦敦患病住户必须在家里的窗户上放置几束麦秆40天作为明显标志，家人上街时必须手持白色木棒来标明身份。与此同时（1518年），王室效仿意大利城市做法专门出资在英国医科大学特设公共卫生事务咨询中心来加强公共卫生方面的咨询服务。1570年开始在剑桥和施鲁斯伯里地区推行家庭强制隔离措施；建造疫病收容所对特殊人员进行专门隔离；同时委派专门人员监督这些家庭等；1583年伦敦市政当局规定对瘟疫患者隔离1个月；严禁举行公共葬礼；要定期清扫街道；将流浪人员及时驱逐出城等。和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防疫对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它比较重视解决和瘟疫相关的社会问题（如乞丐流民问题），从而使防疫体制显得相对完备，这也是近代英国之所以能成为欧洲防疫最得力的国家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王俊周《近代早期英国政府的“防疫”对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救灾体制的主要措施，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措施的特点，并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 14至17世纪中期，伦敦先后爆发过20多次大小瘟疫。面对最初的黑死病疫情，教皇亲自设计弥撒驱逐瘟疫，教会则通过教堂担负起医疗救治的责任。政府规定严禁曝尸街头，死者必须深埋；限制出入病疫区。许多地方当局还规定有传染嫌疑的房屋及家具要通风熏蒸、曝晒消毒，并向民众普及医学和公共卫生知识。英王对疫病重灾区免除征税，同时发布公告严控伦敦城内的屠宰活动，禁止污血流入街道或泰晤士河。随着疫病的扩散，政府进一步制定卫生法规，管制医药行业，推进医疗的正规化进程，并新建或重建多家医院。城市也开始设置清道夫清扫街道。到了16世纪，关注公共健康成了欧洲各大城市普遍的现象。这些医学上的变化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卫生革命”。
——摘编自魏晨光《从黑死病反观14—17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和医疗状况》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许多蛰伏的传染性疾病一度肆虐，鼠疫波及全国20多个省区，血吸虫病遍及长江以南所有省份。1949 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措施，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1950—1953 年连续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强调群防群治。通过传媒界的政治动员和教育界、文艺界的防疫宣传，卫生防疫工作上升为全民政治运动，流行的各种疫病很快得到了有效防控，全国城乡人口逐步上升。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14—17世纪英国应对疫情措施的背景并说明“卫生革命”的意义。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与英国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疫病防治的特点及作用。
材料一 英国公共卫生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到维多利亚中期，伦敦建设了完善的供水和排水系统，其他碱市紧跟伦敦的步伐，英国人口死亡率显著下降。西蒙爵士在给枢密院的报告中指出国家作用的扩大：“国家负责对疾病的治疗，免费治疗贫困导致的疾病，在紧急时刻会为感染传染疾之人提供有组织的医学帮助，免费为每个公民接种。”但随着英国公共卫生的发展，传统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的观点均受到挑战。19世纪40年代，议会通过一系列立法，授权卫生总署对水污染等问题采取措施，这就挑战了私营自来水公司的权力。1853年议会通过的《免疫法》规定天花免疫是义务性的，一些人认为这侵犯个人自由，侵犯了家庭的庇护权。不久出现的“反疫苗联盟”就是对抗政府强制接种的产物。
——摘编自赵秀荣《公共卫生领域需要“大政府”》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种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20世纪50年代，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卫生工作的四项基本方针，即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1952年，中央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之后从省市到县乡，都设立了相应的分支机构，负责活动的执行。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期间，采取各种传播手段（如报纸、收音机、小册子、壁报、漫画、展览等），发动民众参与公共卫生建设，从清扫街道到灭杀害虫，成效明显。天花、霍乱等基本消除，寄生虫病发病率大幅度减少。国民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70岁左右，这段时期的中国基层医疗卫生被誉为世界典范。
——摘编自房连泉《新时代继续发扬爱国卫生运动优良传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发展公共卫生的特点，并分析阻扰公共卫生发展的主要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新中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主要举措，并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 伦敦于 1499—1665 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
务。为防控疫情，1518 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政府严禁疫区人员流动，以防止疫情扩散。政府积极加强公共卫生建设，以消除疫病滋生条件。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这些法令基础上，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1572 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决定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来救助那些因为瘟疫、灾荒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流民。由于政府救济.许多家庭愿意接受隔离，这使得英国的防疫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7 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
——据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
材料二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在 1580 年、1639 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祈福禳灾。有官员曾上疏说：“今之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推卸。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崇祯十六（1643 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 7 个月时间，就造成了 20 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扬《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政府防疫措施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朝防疫观念产生的背景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中华民族繁衍数千年的历史，也是与疾疫抗争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能辨别出伤寒、疟疾、痒疥疾等传染病，抗击传染病的措施也已出现，进而以“制天命而用之”的昂扬精神，鼓舞民众防治疫病的信心。疫情发生后，本着“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的思想，历代政府会采取一些积极有效的救灾措施。唐大和六年春，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流传疫疾，文宗责成地方官员亲自下乡送药，向老百姓传播防治疫病的知识。发生疫病后，历代政府均要求地方官吏必须及时如实上报灾情，并且对上报灾情的时间和内容作了详细的规定。
——摘编自邓铁涛《中国防疫史》等
材料二：1910年，中国东北爆发了规模庞大的鼠疫疫情，并蔓延至京畿重地。清政府任命伍连德博士统管东北各省防疫事宜。伍连德在东北设立防疫局及防疫机关——吉林防疫总局。总局外设31处地方防疫局，为处置疫情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颁布了《检疫规则》，包括了疫情报告检验、疫区隔离与阻断交通、强制消毒、疫尸及秽物处理、防疫奖惩及善后措施等。清政府通过报刊等新兴媒体力量大力倡导居民食用干净食物、饮用卫生水源、定期消毒杀菌、保持环境洁净。1912年，清政府在沈阳召开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会议——万国鼠疫研究会，确定了许多国际通行的防疫准则，为此后的国际防疫合作奠定了基础。并颁布第一部全国性卫生防疫法规——《民政部拟定防疫章程》，至此，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体系初具雏形。当然从整体上看，清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受制于人才和财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极为滞后。
——摘编自余新忠《中国近代防疫体系的制度构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防治疫病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古代防疫措施相比，清末防疫体系有哪些不同，并简要评价。
材料一 两汉历时 426 年（公元前 206 年—公元 220 年），疾疫多发。据统计，在 50 次疫病中至少有 10 次与战争有关，占总量的 1/5。两汉自然灾害的发生已表现出链发性和群发性的特点，疫病往往伴随其他自然灾害的到来。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由于自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汉代人还未能做到对疫病进行积极预防。从疫病流行次数多少来看，东汉比西汉多，王朝后期比前期多。汉初至景帝时，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疫病流行。武帝在位 56 年，中原地区也没有发生疫病记载。两汉衰世的疫病高发期有两个：一是安帝元初六年（119 年）至顺帝永建四年（129 年），11 年共发生疫病 5 次；二是桓帝延熹四年（161 年）至灵帝熹平二年（173 年），13年发生疫病 6 次，平均 2.17 年一次。两汉的乱世也有两个：一是西汉平帝末年至王莽时期，22 年发生疫病 4 次；二是东汉灵帝、献帝时期，41 年共发生疫病 9 次，平均 4.56 年一次。汉代的高发病区在南方、洛阳及关东地区。汉代发生在长江流域以南的疫病 14 次，发生在北方匈奴地区的疫病有 3 次、西北陇右 1 次，发生在关东地区的疫病 9 次，其中东汉都城洛阳 4 次。
——摘编自王文涛《汉代的疫病流行及其流行特点》
材料二 两汉时期，在疾疫爆发后，政府会选择医药治疗作为疾疫应对的一种重要方式。尤其是东汉时期，医药治疗成为常态的应对机制，一般由中央政府出面，派遣大员、医护人员（携带药物）巡行疫区。在医药应对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关隔离措施的记载。但是，也应看到，中央政府出面派遣的光禄大夫、中谒者等并不是精通医药的官员，也不是主管医疗卫生的官员，这些人均是天子近臣，其巡行的目的是考查地方，通达舆情，替皇帝考察疾疫产生的社会影响。由于他们是皇帝的近臣，也隐约具有代替皇帝安抚地方、稳定地方政治的含义。两汉时期，疾疫爆发后，政府还会推出包括地方自责、改元、免除相关人员职务、大赦、减租赋、罢娱乐、赐财务、厉行节约等措施，进行禳疫，以减轻疾病损失，抚慰百姓心理。对百姓最有效、也最为帝王常用的禳疫措施是减租赋。两汉政府还有一些术士试图一起用方术治疗疾疫、遏制其传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汉疫病流行的特点并分析其产生原因。
（2）根据材料，概括两汉应对疫病的主要措施。
（3）结合材料和实际，谈谈你对“疫情“和“生命”的认识。
材料一 康熙登基之后，幼年的惨淡经历使其深深明白天花对大清王朝的威胁。在总结了前人防痘经验的基础上，他开始由过去被动防御而转为主动出击防治天花。在康熙的倡导推动之下，清朝天花防治开始走向科学化与系统化的道路。他在太医院下专门设立了痘诊科，并在普天之下广征名医。北京城内还设有专门的“查痘章京”，负责八旗防痘事宜，可见，康熙将这件事情是当成一件大事来抓的。
——《看历史：透过细节看中国转变》
材料二 康熙十六年（1677）出巡塞北的途中，在热河发现了一个理想的避暑地方，决定在此建立一个避暑避痘的行宫。随即，康熙皇帝规定：以后凡是没有出过痘的蒙、藏、回、维等上层贵族，想要觐见皇帝，可以在天高气爽的秋天。七月到热河，九月随皇帝入围场秋狩，同时觐见皇帝。这样既避开了痘疫发作期，同时也达到了亲合少数民族各藩的目的。
——《雄才大略的康熙帝》
请回答：
（1）据材料一说明康熙帝对于抗击天花的态度，并概括其采取的相关举措。
（2）据材料二指出康熙帝建立热河避暑行宫的目的。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康熙为了实现此政治目的，对于少数民族上层采取的措施及其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疫情多发，文献中“大疫”“时疫大行”等记载不时出现。当疫情出现时，首先是采取“离间”。一种是收容式隔离，在寺庙及空旷之所等专门开设“疠人坊”，收治传染病患者。另一种是强制性隔离，官方或地方在疫情区封锁各进出道路，并派兵丁镇守。据《汉书·平帝纪》记载，汉代朝廷采取的办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种做法是中国设立传染病医院和实行医学隔离之始，历代沿袭。
唐代尽管医疗机构很完善、发达，但仍无法有效应对大规模爆发的疫病。其中重要原因是医疗资源的不均与不足。在此情况下，基层民间医疗有所开创和发展。悲田病坊是唐代开创的救助病残、乞丐及贫民的专门机构，服务对象就是社会底层群体。悲田病坊的设置是儒家仁政思想与佛教慈悲为怀精神的实践，一方面从民间的角度补充了医疗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在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情况下救助社会底层百姓。其设置影响深远，为后世所继承。
历代医家对传染病的防治也十分重视，如《黄帝内经》《伤寒论》《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著名医著中都有防治传染病的经验的记载。我国第一部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专门著作是明代吴有性所作的《瘟疫论》；他提出“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的原则，把戾气侵入途径分为“自天受”（空气传染）和“传染受”（接触传染），既可形成流行之疫，也可出现散发之疫。提出“达原”、“三消”等治法。
在生产实践活动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周围环境的维护可以使疫病发生几率减少。自秦汉时期便在城市中构建合理有效的排水设施，并妥善处理生活垃圾。同时，历代官府也非常热衷于普及医学常识、颁布药方、增加民众的医学常识，力求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卫生清洁意识不断增强，减少患病的几率，也为之后防疫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支撑。
——据百度资料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我国古代在疫情防控（治）方面的创新举措与重要经验。
材料二 14世纪中叶，“黑死病”席卷欧洲，人口死亡率达到30%—50%，劳动力减少了25%，传统的谷物生产已经无利可图，大量农田被改为牧场用来养羊，很多封建主放弃农业而经营商业性畜牧业。大批拉丁语的教授死于瘟疫，许多学校放弃拉丁语教学，提高了各国本土语言的地位。死亡的威胁使追求现世享乐成了新的社会观念。为了阻止黑死病的传播，一些城市采取措施隔离从东方归来的船员；在远离城市的地方集中深埋死于黑死病的人；欧洲各地出台公共卫生法，组建市政健康委员会。到了16世纪在欧洲大部分中心城市，注重公共卫生成了普遍的现象。
——据薛国中《黑死病前后的欧洲》等整理
（2）习近平说：“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14世纪中叶“黑死病”这一危机给欧洲社会带来的机遇。
材料一 根据《宋史·五行志》中记载，在整个两宋时期，发生在江南地区的疫病大概有29次。南宋152年间，平均每五年就出现一次，其中有26次发生在江南地区。杭州取代汴京成为宋朝的首都以后，也成为新的流行性疾病的多发区，苏轼曾评价杭州的流行病指出，“杭（州），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从时间的分布上看，从1142-1190年的48年中共发生13次传染病流行，平均每4年一次；1195-1211年的16年中发生了9次，平均每2年就有一次瘟疫。两宋尤其是南宋时期传染性疾病大多发生在夏秋之际，23次有明确月份的记载，其中有15次疫情是发生在这个季节，约占65%。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南方大疫，两浙贫富皆病，死者约十之五六”，“浙西路死者五十余万人”。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浙西大疫流行，平江府以北的河流中“流尸无算”。
——摘编自尹娜《两宋时期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控制》
材料二 流行病的灾难，促进了医学卫生的各种研究和观察，为近代卫生学的发展铺平了路。以1845年中英《上海土地章程》的颁布为起点和标志，公共租界开始了公共卫生建设的进程。此外，工部局还颁布了一些法令法规，以使公共卫生管理走向法制化和制度化。《上海洋泾浜北首西国租界田地章程后附规例》第42条涉及到沟渠、建造房屋、街道清洁、挑除垃圾污秽、查视地方污秽、查视房屋污秽等内容；1901年工部局起草《公共卫生细则》，以实行传染病的强迫性通知和传染病人的强迫性隔离。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华界的公共卫生事业，不论在组织、体制、法制还是关于传染病的现代防疫措施上，均已达到了相对完善的水平。服务体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包括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教学、科研等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布局合理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政府通过计划手段进行管理，确保医疗。
——摘编自刘雪芹《近代上海的瘟疫和社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宋时期疫情发生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上海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特点及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