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以来，中美两国的抗疫策略与效果截然不同。这种差异的背后隐藏着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密码。

材料一   表：中美抗疫策略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抗疫信息来源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国抗疫信息来源于《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CNN等美国媒体

材料二   中美两国抗疫效果截然不同，表面上看是抗疫策略选择问题，本质上是国家治理理念、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民众思想意识等方面的根本差异。中国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总体战、阻击战的阶段性胜利，既是对中国国家治理理念、政治制度、国民性的一次考验，更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越性的一次成功检验。

——谢地、王齐《从“三方博弈”看中美两国抗疫的策略、效果及原因》

材料一   19世纪30年代初的英国，霍乱等流行病肆虐，一些统计学家、医生和其他民间有识之士，开始用他们的专业技术、理性思维和人道主义精神，领导了30—40年代的公共卫生改革运动，推进了公共卫生改革进程。他们较早利用调查和数据方式对社会卫生状况进行研究，向民众普及公共卫生知识，也号召民众以向议会提交请愿书的方式，来推动公共卫生的立法进程。一些志愿团体，关注工人的住房、清洁等状况，将公共卫生及改革的理念传递给工人。1848年的霍乱爆发，推动英国中央政府通过了《1848年公共卫生法》，成立了中央及地方相关卫生部门，标志着英国近代公共卫生迈入了制度化轨道。

——摘编自张晶晶《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公共卫生运动中的医学争论研究》

材料二   为抵御美国细菌战，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后改称“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反细菌战，加强防疫宣传工作。接着，全国各地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全国人民迅速掀起了以反对美国细菌战为中心的人民防疫运动。当时主要任务是消灭传播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的病媒害虫，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截至1952年底，全国清除垃圾、粪便等1.6亿多吨，许多地方的卫生面貌焕然一新。1956年，中共中央把爱国卫生运动写进农业发展纲要，标志着爱国卫生运动开始从突击性的运动向经常性运动转变，从粉碎细菌战向消灭疾病转变，从保家卫国向移风易俗、改造国家转变。

——摘编自肖爱树《被WHO誉为“中国的国宝”：新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

材料一 美国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在1950-1998年间，32次更改养老保险标准，综合运用税收、财政转移及货币政策，将国民收入分配到教育、医疗、就业和养老等多个领域。各国政府还及时出台旨在促进就业的宏观政策和总体规划。在西方国家，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覆盖范围极为宽泛，所有公民既是捐助者，又是受益者。挪威政府通过颁发《国家保险法案》《社会照顾法案》来保证每位居民在生、老、病、死、鳏、寡、孤、残或失业等情况下都可获得经济支援和其他形式的社区帮助。

——摘编自王贤斌、郭建新《西方福利国家改善民生的路径及启示参考》

材料二 一、海关对进口冷链食品开展新冠病毒核酸监测检测，根据检测结果依法对输出国家（地区）的防范污染措施进行检查、调查，确认出口国家（地区）安全管理体系和安全状况是否持续符合中国进口要求，对存在问题的境外食品生产企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采取限期整改、暂停进口、撤销注册等措施。二、对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的进口冷链食品，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指南有关规定，进行分级分类处置。

——摘编自《关于进一步优化完善进口冷链食品口岸疫情防控措施的公告》（2022年第58号公告）

材料一   在近代英国，医生群体遵守严格的三等级秩序，内科医生、外科医生、药剂师三大群体等级依次降低，且各自成立协会，维护等级分离。1805年，药剂师不断向议会请愿，要求破除等级秩序。1815年，一个新的阶层——外科医生—药剂师群体（全科医生）正在崛起，他们从事着全面的医疗工作，逐渐成为城镇和乡村中医生职业势力最为庞大的群体。1886年，英政府颁布《医疗法》，英国开始进入以全科医生为主导的医疗服务模式中。1911年，《全民保险法案》颁布，要求各郡的保险委员会选择一些当地信誉较好的全科医生并与其签订合同，使其一周中有两天为社区居民提供免费诊疗服务，其余时间仍可继续从事私人医疗服务。

——摘编自王广坤《19世纪英国全科医生群体的崛起及影响》等

材料二   20世纪60年代中期，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全国范围内开始大规模培训农村卫生员。他们“不拿工资，在家种地”，一般都经过社区医院的短期培训，不管中医还是西医，无论内外科、妇产科还是小儿科，多少都通点。他们不坐班，群众有病随叫随到。群众基本上“小病不出村，一般疾病不出大队”。与此同时，农村卫生员还通过家庭卫生宣传、计划免疫推广以及指导农村的饮用水源、粪便垃圾、厕所。牲畜圈棚改造等义务工作，承载了社会动员、国家控制、树立典型等多重政治含义。他们被广大农民称作“合作医疗的台柱子”，是“信得过，养得起，管得着，用得上”的医生。

——摘编自龙长安、汪雪微《“赤脚医生”对国家建设的重要贡献》

材料一   古人强调在疾病发生前就做好预防，平时坚持体能锻炼，培补正气，才会有足够的免疫力。当疫病处于萌芽阶段时，医者会及时采取预防和治疗措施，至迟在秦代就制定了对疑似传染病患者的报告制度。在中国古代，商朝就有法令制裁在街道倾倒垃圾，周代设有负责道路打扫和清洁的官职，东汉时毕岚还发明了可用来在街道洒水用的机械。古代也很注意在城市建造公厕以保证卫生，强调不吃过时变质的食物，同时，中国人素有饮用热开水的习惯，并用丝布遮盖口鼻以防粉尘和口气污染。历代医学家们在与疾病的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疫病防治经验，如东汉末年瘟疫盛行，张仲景奋力写成《伤寒杂病论》，奠定了“辨证施治”的基础。历代医学家们还创制了许多防治疫病的药方药剂，如唐代孙思邈的雄黄丸，金代刘完素的黄连解毒散，明代吴又可的达原饮，清代吴鞠通的银翘散等。

——摘编自王星光《中国古代的疫病探求与防治应对》

材料二   清末民初，教会医院的建立和西方医学的传入，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医生单独行医、坐堂问诊，或应邀上门服务的模式。医院里每一位新病人的姓名、个人基本信息、疾病症状、入院时间等都记录在卡片上，并交给病人，同时，每位病人的处方都被医院保留下来，以便为病人再次就诊时提供参考。改变了中国古代个体的行医行为，由最初松散的医学社团组织形式，向具有社会性质的职业或行业转变。一些教会大学开始在其内部设置医科或医学院，在教会医学校的影响下，中国人自己也开始开办医学校。早在1907年，医学传教士创办的中华博医会华中分会印制了《免传染肺疹症之法》的传单，告诫民众注意公共卫生，不要随地吐痰，吃饭前要养成洗手的习惯，不喝生水脏水，不吃发霉、腐烂、变质的食物等。民国初年，天花、疟疾、霍乱等流行传染病频发，危害惨重，西医采用隔离、消毒等科学措施，使疫情得以控制。

——摘编自陈雁《西方医学对近代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

材料三   自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就开展计划免疫预防接种工作，大力推行种痘，进行霍乱、伤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疫苗的预防接种。国家不仅注意城市公共卫生的发展，而且在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提出了县设卫生院、区设卫生所、行政村设卫生委员、自然村设卫生员的任务。这些基层机构的卫生医务人员相互配合，通过发动群众开展公共卫生活动，成功执行公共卫生计划。通过努力，我国逐步组建了卫生防疫、地方病控制、妇幼保健等比较完整的公共卫生机构体系。新中国在公共卫生事业上的成绩和经验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获益”的“中国模式”，并在世界其他国家宣传和推广。

——摘编自胡克夫《试论新中国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和防疫体系的创立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