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7世纪初，英国出现了新一轮鼠疫和饥荒。当局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一些病人被送到城外的房子或棚屋隔离起来，主要的还是封户进行隔离。受“预定论”思想影响，染疫病人自我隔离，避免给他人造成危险。枢密院颁布《条例集》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包括所有政府官员的监督问责机制，英国开始建立覆盖全国的防疫体系，但在各地成立常设专门公共卫生机构的建议却被束之高阁。同时还建立了以堂区为单位征收济疫税的新制度，使经费筹措变得世俗化和规范化。英国通过地方精英的广泛参与将国家权力渗透到基层社会。当伦敦大瘟疫消息传到西南边陲小镇泰特伯里时，当地立即召开居民大会，制定防疫条例和法规，禁止任何外来人口和货物进入。由于基层防控有力，鼠疫被限制在伦敦和其他少数城市，很少蔓延到广大乡村。

——摘编自向荣《第二次鼠疫大流行与意大利和英国的社会应对》

材料二 中国历史上灾害频发，为进行有效的救灾工作，历代政府建立了粮价奏报系统和雨泽奏报系统，以掌握各地粮价及收集全国的气候信息，以预测和核实从各地收集到的粮价信息。

清朝政府改进了前代的信息收集系统，建立了全国性的粮价奏报系统和雨泽奏报系统。清朝的粮价和雨泽奏报有经常奏报和不规则奏报两种形式。经常奏报要经过州县到行省层层上报的一套程序。不规则奏报则没有固定的奏报人员、程序、时间和格式。对于各地奏报不及时或者奏报不实的官员，皇帝经常进行追查，有的被严加惩处，但没有专设机构或人员执行经常的查核工作，他不相信这样的机构，而是让信息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送上来，由皇帝自己来判断。

——摘编自李伯重《信息收集与国家治理：清代的荒政信息收集系统》

材料一   瘟疫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留下了不少相关的记载，也逐步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疫病应对经验。西汉元始二年，青州发生严重的蝗灾，由蝗灾而次生瘟疫，官府“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并向死者发放殡葬费。唐代大和六年，南方发生水旱之灾，继以疾疫，文宗专门下“拯恤疾疫诏”，称“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清初，出于对感染天花的恐惧，对于可能罹患天花的人进行了强制驱逐和隔离，并设置了“查痘章京”一职。明清政府还利用民间乡贤开展了各种疫病救疗活动，包括：施送医药、刊刻散发医方、利用宗族义庄或行业公所等组织开展制度化的救治和创设医药局等专门的慈善机构进行疫病救治等。

——摘编自余新忠《中国传统疫病应对成效探略》

材料二   1944年元旦刚过，延安周边出现严重的传染病疫情。毛泽东提出：“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1952年春，华北各地疫病相继发生并蔓延。毛泽东立即批示周总理：“似宜通令全国各地普遍注意疫情，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并将华北防治时疫文件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办。”毛泽东历来认为，“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来做”，“一切卫生医药人员都要振作起来，与党委、群众组成三结合，显示自己的能力”。毛泽东深知一遇天灾人祸就是难以承受之重，必须“保证不饿死一个人，不冻死一个人”，“此问题解决的好坏，对各方面影响甚大”。所以，在安排救灾时，他总是强调要“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

——摘编自“求是网”《疫病防治这场战争，毛泽东是这么打的》

宋代的张耒，其诗有云：“阴阳错行成疫疠，君子慎疾防寒燠。”

宋代的欧阳修《永阳大雪》诗曰：“江淮卑湿殊北地，岁不苦寒常疫疠。”

宋代的文天祥《五月十七夜大雨歌》诗曰：“尽室泥泞涂，化为糜烂场。炎蒸迫其上，臭腐薰其傍。恶气所侵薄，疫疠何可当。”

宋代诗人吴芾的《癸巳岁邑中大歉，三七侄捐金散谷以济艰食，因成三十韵以纪之》诗曰：“况复今年苦亢旱，州里远近咸告饥。田畴弥望总如燎，细民未免俱流移。纵使人能保常产，亦复有甑无米炊。虽幸朝家行赈济，正恐未能遍群黎。往往倾村走山谷，荷锄掘地寻蕨萁。取根为粉虽可饱，食之既久人亦羸。春来必至生疫疠，死填沟壑夫何疑。”

晋代的潘岳《关中诗》有云：“师旅既加，饥馑是因。疫疠淫行，荆棘成榛。”

明代于谦《延津县》诗曰：“疲民疫病多。”

——摘编自陈纪然，王敬敏《古代诗歌的疾疫书写及其史料价值》

材料一   《伤寒杂病论》，东汉“医圣”张仲景著。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伤寒杂病论》系统地分析了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创造性地确立了中医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人“八纲辨证”（阴阳、表里、寒热、虚实）。

《肘后备急方》，东晋葛洪著。葛洪在书中对古代几种传染病作了细致的描述，包括“虏疮”（即天花入射工（血吸虫病）、沙虱（恙虫病入、马鼻疽、“制犬所咬毒”（狂犬病）等多种传染病和治疗方略。其中对于“狂犬病”提出治疗方法计约二十种，其中有“仍杀咬犬，取脑傅之，便不复发之法。

——摘自光明网《中国古代十大不朽医学名著》

材料二   民国时期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中医数次处于被取缔的边缘，基本被排斥到卫生防疫的边缘。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广东、广西、山东、浙江、陕西，开始运用中医中药进行麻风病的治疗。在党和政府的动员下，广大中医纷纷将珍藏的秘方、验方贡献出来。治疗急慢性传染病的各种验方，被各地的卫生管理部门、中医学术团体等结集刊印并广泛传播，部分秘方、验方被用于中药的试验和生产。有学者专门对中西医结合治疗伤寒、血吸虫病进行过历史考察，指出中西医结合“不仅能治疗某些慢性病，而且对某些急性传染病也有很高的疗效。1953年11月，中华医学会邀集中医中药、西医西药和针灸等方面40多名专家，成立了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多次组织中西医学术交流座谈会。

——摘编自马金生《20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医药与传染病治疗》

材料一   清代前期以草泽铃医（游走江湖的民间医生）为代表的医疗资源来满足乡民的日常医疗需求。一般来说乡村的疫病救治基本上由地方精英承担。清后期，西方公共卫生观念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卫生观念，卫生防疫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港口检疫的实施与晚清卫生行政改革是卫生制度化的开端。民国时期乡村出现了由社会力量、地方政府和国家举办的卫生实验区、保健员（制度化的卫生工作者，在使用西医治疗简单疾病的同时，还承担了卫生防疫的任务）与合作医疗制度。但这些变革仍存在于有限的范围内，乡村仍有赖于传统的医者提供医疗服务。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中医药人员被整合进联合诊所，草泽铃医被禁止从事医疗工作。人民公社化后，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管理模式为卫生制度化提供了组织保证，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室、生产队卫生员制度随之普遍建立。此后，合作医疗制度也曾实施过一段时间，终因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而宣告失败。1965年“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促进了农村保健员的培养，随之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在全国范围内快速推广。这些制度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农村医疗的困境，而且增加了国家的投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探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不断改革中逐渐建立起比较健全的医疗卫生体系，为人民的身心健康提供保障。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许三春《清以来的乡村医疗制度——从草泽铃医到赤脚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