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黄大年，世界著名地球物理学家。曾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曾在英国剑桥航空地球物理公司任高级研究员十二年，长期从事海洋和航空快速移动平台高精度地球微重力和磁力场探测技术工作，是这一领域享誉世界的科学家。黄大年得知国家启动“千人计划”，号召海外知识分子回国报效，2009年，他舍弃了在海外的优越条件回到祖国。回国短短七年，黄大年就带领400多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为我国“巡天探地潜海”工程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其中，航空重力梯度仪的研究，更是仅用五年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二十多年走过的路程。

在黄大年的心中，“国家利益”是唯一的标准。在他的感召下，很多海外科学家也都选择了回国报效。他作为主持“地球深部深测关键仪器装备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掌握着五亿多的科研经费，来向他要项目的人不少，但他从不徇私情，而是放眼全国，寻找最适合的科研单位

——摘编自吴晶、陈聪《心有大我至诚报国——追忆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

材料   1907年秋，南开中学的创立者张伯苓在天津青年会第五届学校运动会闭幕式上发表了题为“雅典的奥运会”的演说，第一次向国人介绍现代奥运会。1908年9月，张伯苓观看了伦敦奥运会，并在回国后向南开中学的师生们介绍了奥运会的盛况。1910年10月，张伯苓联络上海青年会和天津青年会中的体育界人士，在南京和他们共同筹办了以大中学生为骨干力量的第一次全国学界运动会，并亲任总裁判。这届运动会的《通告书》中明确提出了参与奥运会的理想。1924年8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推选张伯苓为名誉会长。在张伯苓的领导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工作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嘉奖和认可。1931年，国际奥委会来函正式承认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奥委会，同时，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取得选派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比赛的资格。在张伯苓等人的努力下，原已错过报名时间的田径健儿刘长春，成功代表中国参加了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

——摘编自刘楠楠《“体育校长”张伯苓》等

材料   姚桐斌（1922~1968），幼时家境贫寒，但是没有人能阻止他热爱学习的心。1941年8月，姚桐斌参加了5所大学的考试，结果全被录取，出于对矿冶专业的酷爱，他选择了唐山交通大学矿冶系就读。在校期间，他勤工俭学。194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英国公费留学。

1951年，他以优秀论文获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博士学位。新中国宣告成立后，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成就使姚桐斌感到激动不已，他到英国各地宣传新中国的大好形势，人们亲切地称他为“红色信使”。历经了万千阻挠，他终于回到祖国，积极组织科研人员学习航天技术和运载火箭知识，研究国外动态，制订我国航天材料近期、中期和长期的研制规划。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他带着研究所里的人反复研究试验；用了两个月生产出了钎焊合金。1960~1964年，在姚桐斌的带领下，航天材料研究所共开展研究课题500多项，相关科研成果在新型运载火箭和卫星型号研制中都获得了应用。20世纪70年代，因发动机材料不过关，我国火箭发射屡屡失败，科研人员根据国外期刊上的一篇法语论文，解决了发动机材料的问题，而这篇论文的作者就是姚桐斌。师昌绪说：“目前，我国的航天材料和国际差距很小。虽然姚桐斌没有参与‘嫦娥？工程，但他的指导思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王锐涛《中国航天材料   奠基人姚桐斌，他的功勋至今影响中国》

材料   近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疾病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传播成为可能。为了防控疫情，相关国家采取了隔离措施，但标准不一的隔离政策又影响了国家间的贸易往来。一战结束后，试图成为战后国际新秩序和未来国际事务领导者的国际联盟，努力在国际抗疫合作与卫生治理方面有所作为。1920年9月，国际联盟大会通过决议，成立常设辅助机构——国联卫生组织，专门负责和处理国际疫情与卫生问题。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国联卫生组织未能统一合并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和泛荧卫生组织，建立起全球统一的国际抗疫合作与公共卫生治理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抗疫资源的集中和合作措施的执行效果，但它与后二者进行了尽可能的协商与合作，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疫情防控做了许多富有开创性且颇具实效的工作，是现代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发展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闵凡祥《国际联盟卫生组织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抗疫合作》

材料一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农业长期徘徊不前。农业的长期落后不仅阻碍了苏联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影响了工农联盟的巩圆和政局的稳定，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大规模建立国营农场，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以保证国家和居民对农产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赫鲁晓夫在缩小农业部的职能范围，将组织生产活动的管理权下放给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同时，还改革农产品采购制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放宽对个人副业的限制，加强对集体农庄和庄员以及职工的经济刺激和物质鼓励。赫鲁晓夫的不少改革措施，推动了苏联农业的发展，并在以后的经济改革中一直被其后继者保留和沿用。

——摘编自金泉源《赫鲁晓夫的农业体制改革》

材料二20世纪40年代末，南斯拉夫政府多采取行政命令管理农民，但这些命令大多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致使农业合作化运动未能取得预期效果。1953年，南共中央颁布决议，规定农民“可以完全自愿地加入和退出合作社”，“在合作社形式上予以更多的灵活性和更多的自由”，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农村中的合作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是在社会所有制经济组织与

个体农民之间进行的。既有社会所有制经济组织与个体农民之间的低水平合作，如经济组织向农民提供良种、化肥、农药、技术指导等，而农民按合同向经济组织出售农畜产品；也有高水平的合作，表现为社会所有制经济组织与个体农民进行的某种产品的生产或某项经济活动方面的合作。这种具有自己特色的体制，尽管对某些消极因素未能及时纠正，但确实推动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摘编自李仁峰《南斯拉夫农业的发展和面临的问题》

材料 《马关条约》震动了清廷朝野上下，励心变法、图强保国的呼声高涨。“自中东罢役以来，中外诸臣竟言自强之术”，均以为“目下欲图自强，自以修明武备为第一要义”。这一时期，张之洞目睹湘、淮旧勇积弱无能，亦不断奏述：要抵御外侮，必须编练一支近代化军队。

1895年，自强军在江宁（南京）建立，由张之洞聘请德国将弁35人帮助教练。自强军所招士兵必须“年在16岁以上，20岁以下，体力精壮，向不为非者”。自强军比较全面地仿效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建制，改变了清朝军队单一化的落后现象。张之洞认为若仍以华官管带，新军积弊便会如故。因此，自强军营哨官“均以洋将洋弁为之”，华官只能为副。武器装备大多需靠外债购自西方列强。

甲午战后，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更由于整个封建生产关系没有改变，自强军的试验只能归于失败。

——摘编自王贤知《自强军编练述略》

材料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隋朝均田令规定：农民、奴婢、耕牛的授田皆以北齐制度，即一夫受露天80亩，妇人40亩；丁男另有桑田或麻田20亩，是为永业田；奴婢按良人办；丁牛一头受田60亩，限4头。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政府还大力鼓励百姓垦荒，并大量修复、改造水利工程。如蒲州刺史杨尚希颇有惠政，督导人民“引瀵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民赖其利”；寿州总管长史赵轨“劝课农桑，更开三十六水门，灌田五千顷，人赖其利”。隋朝政府相继在卫州（今河南汲县）设黎阳仓，洛州设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等。隋朝大业年间，又修建含嘉仓。据考古发掘，含嘉仓已经探出粮窖259个，其中大窖储粮一万数千石，小窖储粮数千石。直到唐王朝取代隋朝二十余年之后，隋朝库存粮食依然尚未用尽。隋朝一系列粮食安全举措，为开皇盛世的到来提供了条件，为隋炀帝的军事远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摘编自刘长林《浅论隋朝应对粮食安全采取的举措》

材料   邓小平在担任新中国国家领导职务期间，始终奉行“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宗旨。1952年，他参与主持成立中央体委及群众体育司，我国第一次有了规划、管理群众体育的专职政府部门。邓小平认为要搞好体育运动，就要从娃娃抓起。他曾多次告诫国家体委的领导同志：“要把学校的体育工作搞好。”邓小平还十分重视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他认为体育（竞技成绩）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提出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方针，该方针于1995年被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法律形式宣示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辩证关系。邓小平还是新中国最早提出申办奥运会的国家领导人。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我国于1979年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并于20世纪90年代开启了申奥历程。

——摘编自伍绍祖《邓小平的体育情结》

材料   20 世纪30年代以后,德国问题逐渐成为欧洲的主要问题。英、法对意大利政策从全局来说，需要服从于对德斗争的策略。因此,英、法在谋求对德缓和的同时,努力争取意大利的合作以求共同被制德国。法国认为，同意大利接近，可以成为对付德国破坏现有公约的有效手段。1933年12月7日，英国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和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赖伐尔拟定了《意大利一埃塞俄比亚冲突的共同 解决纲领》,又称《霍尔一赖伐 尔协定》。协定建议:埃塞俄比亚将欧加登省等共60000多平方英里的土地(相当于埃全部领土的2/3)割让给意大利;将埃塞俄比亚的南部领土划为“意大利经济发展和居留的地区”;作为交换，埃塞俄比亚可以得到意属厄立特里亚一条仅3000平方美里的狭长地带作为出海口。该协定虽因埃塞俄比亚的激烈反对未获得通过，但其恶劣影响不言自明，1936 年5月，意大利军队正式吞并埃塞俄比亚。

——摘编自刘德斌《国际关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