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各个积极备战的民族国家之间，存在一种均势，在这种环境下，国家开始具有了三种维度：科学国家，目的在于利用科学、技术和发明为国家服务；战争国家，随时准备保卫该国的政治、经济和帝国的利益；社会国家，它专注于解决危险的阶级问题和确保国内稳定。国家的这三个面向并列发展：它们是同一种抱负的不同侧面，同一项事业的不同分支，它们无处不在。

——据（印度）萨维帕里·戈帕尔等主编《人类文明史，第7卷：20世纪》

材料二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欧洲看来很可能会从首要地位下降到从属地位，但后来发生的情况并非如此。相反，尽管欧洲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势力相对地衰落了，但它的文化却正以前所未有之势横扫整个世界。欧洲除了在进入一个衰落的时期外，还在进入一个成功的时期：它的思想、技术和制度正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迅速地传遍全球。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

材料一：我（1906年伊朗立宪革命的目击者）认为东方正从酣睡中觉醒，在中国，它表现为一种显著的反抗外族的态度，偏向“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为理想；在波斯（伊朗）……觉醒似乎表现为偏向民主改革的形式……非常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不满的迹象同时出现，不能纯粹归于偶然。谁知道呢？或许东方真的正从酣睡中觉醒，我们即将目睹一场数百万不满者反对寡廉鲜耻的西方博学者的起义。

——爱德华·G．布朗《1905-1909年波斯革命》

材料二：它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其誓词秘密地流传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所提出的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从此深入人心。

——摘编自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

材料三：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1945年6月通过的《联合国宪章》

材料一 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绸币者，必走浙之东也：赋税由实物改为交银，概行于天下。商税俱三十税一，不得多收。今天下之人不商其身，而商其志者，比比而然。

——摘编自范金民《明代地域商帮兴起的社会背景》

材料二 皖南古村落，地处安徽南部的山岭川谷崎岖之中，与山有着浓浓的情怀，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说。但皖南古村落同样与“生于斯长于斯”的水有着不解之缘……正是由于皖南古村落聚居环境的独特性，其水景观也呈现独有的特征。

——摘编自朱姝莹、陈永生《皖南古村落水景观特征分析》

材料三 当时在某些生产部门出现了不同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新型的劳资关系。不少徽商恰恰成为新生产关系中“资”的一方……徽商崛起后，竭力扭转“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明代初期对商人在服饰、住房、交往、子女参加科举等方面均有一系列的限制规定，决不允许突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等级限制又是在长三角首先被徽商冲破……明后期，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人们纷纷冲破封建礼法的等级限制，享受他们原来所不能享受的生活。徽商对这股奢侈之风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摘选自王世华《明清徽商是长三角兴起的重要力量》

材料一   这一制度创始于商鞅变法之时，当时大约有十几个爵级。爵级上附着各种特权，如授予田宅、映罪戏刑等；还可享受多种与平民不同的礼遇，比如爵高一级，坟头就可以多种一棵树之类，依商鞅之法，即使出身贫贱，只要斩获一个敌方军官的首级，君主就赐爵一级；斩获两个，君主就赐爵两级，所以关东诸国称秦为“尚首功之国”，按照商鞅的规定，即今是宗室成员，如果没有军功，也要从宗室名籍中除名。

——据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材料二   嬴政建立统一国家后，把战国时期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加以系统化、完善化，并推行于全国。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化体制，也是秦始皇最具历史意义的创制……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取代地方分权的封建体制，其历史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不嫌过分。以后中华帝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封建体制的反动——逆潮流而动，但都没有好下场。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三   秦朝的迅速灭亡给汉朝提供了教训，专任法治的文吏政治用来巩固政权被认为是不可取的。汉文帝时，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之后不定期举行察举选官活动，到武帝时代已经发展成为“举孝廉”的一种体制完备的制度，察举制的实行，使大量儒生步入行政管理的活动领域……人们开始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政治的优良与否取决于执政者道德水平的高低，“好人”依其德性和权威而进行的管理是最好的管理，一旦有了贤明的君主和一大批的清官，达到天下大治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摘编自谷字、房政《试论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及其精神》

材料一   到秦汉，中央方面才有一个更像样的统一政府，当时有所谓三公、九卿，这是政府里的最高官。希腊在一个小小半岛上，已包有一百几十个国，他们所谓的国，仅是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人口，也不过几万，只要城市居民到一旷场上，那里便可表现所谓人民的公意。中国到秦、汉时代，国家疆土，早和现在差不多，户口亦至少在几千万以上，而且中国的立国规模，并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结。何况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几千万个农村，散布全国，我们要责望当时（秦汉）的中国人，早就来推行近代的所谓民选制度，这是不是可能呢？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美国历史学家J卢姆说：1787年“在费城所起草的宪法是实验时期最伟大的创造性胜利。……全世界都说过，像美国规模这么大的国家要建立共和制是不可能的。只能是由许多共和国组成一个邦联或者一个强大的君主国或贵族统治的国家。但是这里居然兴起了一个新型的共和国，一个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体现责任代议制的政府。”

——（美）J布卢姆《美国的历程》

材料三   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比较普遍的农村选举方式是红绿票法和豆选法。下图展示的就是根据地使用最为普遍的一种选举法——豆选法，其法以豆粒（什么豆子都可以，已经用过的有黄豆、绿豆和蚕豆不等）作为选票，每个投票人发给一定额数的豆粒，每粒表示一票。投票时让候选人坐在台前一排，背对着投票者，每人背后放一大海碗，投票人鱼贯而过，认为信得过的，就在他的碗里放下一粒豆子，豆多者当选。

——张鸣《中共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的选举与文化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