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越南战争

1961年5月，肯尼迪派遣美军特种作战部队和军事顾问进入越南南方，越南战争爆发。1964年12月，美国总统约翰逊向英国首相威尔逊强调：“如果南越战场上有几个穿着英军制服的士兵，就会产生重大心理和政治作用。”威尔逊指出，英国已在马来西亚驻扎54000名军人，在那里从事的同样是反共事业。他还强调，英国已在越南提供一些诸如民事警察之类的服务，而且英国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联合主席国之一，肩负着寻求和平的义务。1965年9月，威尔逊表示“英国将不接受额外的让英国对越南作出贡献以作为美国政府对英镑短期援助的回报的要求”。1966年6月29日，美国对越南北方石油设施进行轰炸。威尔逊即刻声明英国政府对美国在越南的空袭升级表示遗憾，希望尽可能避免对平民的伤害。

——摘编自石俊杰《越战时期英美围绕英国出兵问题的分歧与协调》

材料一   秦始皇在纪功石刻里说：“乃今皇帝，壹家天下”“诛乱除害，兴利致福”“忧恤黔首，朝夕不懈”“功盖五帝，泽及牛马”。

——摘编自张荫麟《中国史纲》

材料二   秦王贪狼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人与之为怒，家与之为仇，故天下坏也。

——《汉书·贾山传》

材料三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限。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

——节选自李白《古风·秦王扫六合》

材料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对全国教育进行过一些改革，主要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代替清朝封建主义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他提出停止祀孔，废除读经，把清学部规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封建主义的教育宗旨，改为资本主义的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他解释说：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所谓富国强兵之主义也”；公民道德，“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博爱”；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墨守孔学的旧习”；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学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用这种资产阶级教育宗旨为指导，他主持了学制改革，课程修订，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并实行小学男女同校等，一定程度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反封建的要求。

——摘编自李新《中华民国人物传》

材料1902年，为共同与俄国扰衡，英日两国结为间盟。同盟的建立，使日本得到了来自英国的援助，加速了日俄战争的爆发。日俄战争后，因来自俄国的威胁减弱，英日关系趋于冷淡，但仍两次续签同盟条的。一战期间，日本为了在东亚扩张势力和侵略中国，以英日同盟为借口，在1914年对德国宣战，并迅进占领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势力范围。日本的扩张严重触犯了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美日矛盾激化。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在会上，日本仍想借助于英日同盟来扩张势力，而英国虽对日本不满，但不愿得罪日本，仍想勉强维持松散的同盟关系。美国对此激烈反对。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英日和美法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四国条约》，英日同盟宣告终结。

——摘编自米庆余《日本近代外交史》

材料   唐代中期刘晏说：“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他提出赋税征课的三个原则：一是“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二是“知所以取，人不怨”，三是对农民实行“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的政策。他在大历年间曾对户税、地税进行整顿，改变税率，把纳税时间分为夏秋两季。改革盐法盐制，用“官商分利”的禁榷制度取代了“官方专利”的禁榷制度，创立常平盐制度，采取自由经营方式进行盐法改革。

——摘编自丛建阁、刘振锋《山东地区古代赋税制度与赋税思想及其启示》

材料   丘逢甲先生（1864~1912年），是近代台湾史上有影响的人物。甲午中日战争初起，他即预感到台湾的危难，于是登高而呼，以“抗倭守土”号召乡里，“倾家财以为兵饷”，投笔从戎，创办义军，以备战守。马关割台的噩耗传来，丘逢甲痛心疾首，拍案而起，“刺血三上书”，率领台湾绅民向清廷愤怒抗争，坚决反对割让台湾予日本。当一切努力均告无效，在“无天可吁，无主可依”“无人肯援”而强敌压境的危急时刻，丘逢甲又“义不臣倭”，力倡建立以清朝为正朔的“台湾民主国”，与台湾绅民一起奋起自主保台，为反抗日本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祖国领土的主权，进行了不懈地努力。事败后，丘逄甲满怀悲愤，饮恨内渡祖国大陆，定居广东。但他并未就此消沉，内渡十七年，始终以“强祖国、复土雪耻”为职志，以“教育救国”为己任，不辞辛劳，长期奔波于潮、嘉、穗等地，积极倡导新式教育，主持创办过多所学校，为国家民族培育人才，建树颇丰。晚年，更由赞助维新改良进而同情、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贡献。

——摘编自徐博东、黄志平《丘逢甲传（增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