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传统社会，婚姻以“事宗庙、继后世”为目的。其仪式，通行六礼。宋以后虽有简化，基本上仍遵循凭媒定娶、尊长主婚、写立婚书或收受聘财之习俗。民间婚姻习俗乃百姓私事，只要不因纠纷告上衙门，多与官府无涉。清末新政时期，四川等省份出于改变婚姻陋习，增加新政经费诸考虑，下令废止民间自拟庚帖，改为购买官方统一印制的婚书。四川省拟定大量白话文告示，广为宣传的同时，赶印了5万份婚书，要求各地三个月内售清。这次改革是政府试图以法律形式规范民间婚姻的尝试，由于民间婚俗根深蒂固，官制婚书费用较高等原因，实际效果非常有限
——摘编自吴佩林《清末新政时期官制婚书之推行》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新政时期官制婚书推行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末新政时期官制婚书推行的影响。
材料为了统一党和政府在各方面的方针政策，同时由于各解放地区的差异性，党中央决定将原先分立的各解放区政权适当合并，于1949年前后建立了东北人民政府、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及华中行政办事处等大行政区人民政权，形成一种大行政区制度。大行政区政府大都成立于由战争走向和平的历史转折时期，决定了其自身建设由根据地的游击式政府向正规化政府建设演进。各大行政区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则可以看做是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总起来看，解放战争时期大行政区制度的建立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里建立起来的新型人民政权体制，是新中国诞生前所进行的一次政权建设的实践和探索，具有重大的创制性意义，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的宝贵财产，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与启示，它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
——摘编自黄建红《解放战争时期的大行政区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解放战争时期大行政区制度的建立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解放战争时期建立大行政区制度的意义。
材料 隋朝开皇十六年（596年），隋文帝“诏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颁布“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唐太宗还明确规定：“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鰥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故（唐朝）公主再嫁者达二+三……太宗女六。”对此，朱熹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据统计，“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全国户数接近380万户。与此同时，粮食价格从贞观八年（634年）、九年（635年）的斗米四五钱，跌至贞观十五年（641年）的斗米两钱。
——摘编自孙顺华《唐朝妇女观之嬗变与社会政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太宗婚嫁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及其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太宗婚嫁制度改革的影响。
材料 民国初年，孙中山指出：“又凡政治、法律、风俗、民智种种之事业，均需改良进步，中国始能与世界竞争”。受西方风俗习惯的影响，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革除“旧染污俗”的政令，推进社会风习的改良。同时，蔡元培等发起成立社会改良会，力主“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实行了禁缠足、禁鸦片、禁赌博；改称谓，废除“大人、老爷”等名称；废跪拜，易服饰；禁止贩卖人口，通令疍户、惰民均享有公权、私权；倡导女权和妇女解放；破除迷信，革除旧的婚丧礼俗，倡导婚姻自由等一系列措施。南京临时政府的措施促进了社会的改良变迁，并提高人们的生活意识和观念，进而促进了社会的整体进步。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京临时政府社会风俗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南京临时政府的社会风俗改革。
材料 1901年夏天，邹容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自费进入东京同文书院学习，由于参加留日学生的反清宣传，1903年被迫离开日本，回到上海，1903年5月出版《革命军》，鼓动国民“驱逐住居中国中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同时，《革命军》说“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应该教育国人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知“平等自由之大义”、有“政治法律之观念”。中国若想“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而“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就“不可不革命”，革命是“天演之公例”“去腐败而存良善者”，邹容急呼“请执卢梭请大哲之宝旌，以招展于我神州上”，建立“自由独立”的“中华共和国”，“一国之政治机关，一国之人共司之”，“所有国家权利与各大国平等”，仿行美国，参照中国性质立定宪法和其他法律， “于各省中投票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行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又举一人为副总统，各府州县，又举议员若干。”全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均有“军国民”“承担国税”“效忠新国家”的义务，国人的“权利均由天授”，国家不得“侵人自由”，必须保护“各人权利”，如果政府“干犯人民权利”，人民“即可革命”“更立新政府”。
——（摘编自邹容《革命军》）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邹容民主思想产生的背景。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邹容的主要主张，并简要评价。
材料 戴震（1724年1月19日-1777年7月1日），清代哲学家、思想家。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召为《四库全书》纂修官。乾隆四十年（1775年），因学术成就显著，特命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18世纪的中国社会尚未受到西方入侵而处于自在自为的发展状态，作为其有机成分的儒学亦处于立足自身发展逻辑的自然进程中，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从18世纪的社会史出发考察戴震哲学的思想史意义是更为合理的路径。18世纪中国商贸的发展造就了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市民社会，催生了一个世俗化浪潮。戴震哲学是这一浪潮的代表，表达了市民阶层的诉求和心声。戴震哲学因而可以被视为一种市民儒学，是对以往的政治儒学和精英儒学自下而上的反动。戴震哲学的思想史意义也就在于其第一次使儒学获得了一种“民间”身份，这在儒学发展史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摘编自石磊《戴震哲学的思想史意义再评价——从18世纪社会史出发的考察》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戴震思想与传统儒学的不同。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戴震思想产生的背景。
7 . 材料 唐初，随着社会的安定，经济、文化的发展，寺院僧侣的传播，饮茶之风迅速兴起，茶叶生产发展很快，购销两旺，商民业茶而富。盛唐之后，政治动荡，中央直接管辖的区域缩小，税源锐减，藩镇截留中央税赋，中唐时期国家出现了财政危机。禁榷制度早在西汉就建立了，比如盐铁专营，但唐代以前，茶叶专卖制度还没有形成。782年，唐德宗“税天下茶漆竹木”，这是我国第一次抽收茶税。826年，王涯为相，大改茶法，自兼榷茶使，推行茶叶专营专卖的榷茶政策，强令各地移民茶树于官场，焚其旧积，禁止商人与茶农自相交易。宋代禁榷法、明代茶马互市制度、清代官榷制基本上都是在唐代榷茶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摘编自潘林《浅谈唐代榷茶制的形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榷茶制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代榷茶制改革的影响。
材料 历经唐末五代的军阀战乱，北方人口大量流失，土地荒芜，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尖锐。后周世宗柴荣继位后，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其主要内容如下表所示：
| 953年 | 下令“以天下系官庄田仅万计，悉以分赐见佃户充永业”，改变了官营土地为官吏所侵占，营田收入为官吏所侵吞的现象，而且“出户三万”，“百姓既得为已业，比户欣然，于是葺屋植树，敢致功力” |
| 954年 | 派人巡视黄河堤防，发丁夫修治决口，减轻黄河水患。同时，提倡开荒，利用黄河故道实行屯田，招募农民垦种。世宗还连年修治汴水，使开封成为水陆交通的枢纽之地而日趋繁荣，也促进了沿岸农业的发展 |
| 下令减免人民欠交的两税及其他财物布帛等苛捐杂税；规定征税时间从当年开始夏税到六月、秋税到十月开始征收，民众得到很大方便 | |
| 955年 | 下令“毁佛”，全国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共废寺院30336956所，强迫僧尼还俗20余万；后下令“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改变五代以来钱币缺乏的情况 |
| 958年 | 制成《均田图》，颁给诸道节度使、刺史，令其在调查的基础上制定适合当地情况的租税制度，不久又遣艾颖等朝官三十四人分行诸州，均定黄河以南六十州的田租，并查出许多不缴租税的欺隐土地 |
——摘编自吴枫《隋唐五代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后周世宗经济改革的背景，并概括其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后周世宗经济改革的影响。
材料 唐初与边境各民族发生战争时，通常派遣大将充任某道行军大总管，统率调自各地的战士远征，战争结束后，往往留兵屯守要地成为军镇，行军大总管随即撤销。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为了避免远道征调，明确防御责任，在较大地区有统一指挥，临时性统率远征的行军大总管逐渐演变为大军区的常任最高长官。大致在开元中，所有军事长官一律称为节度使。天宝来年共有十个节度使，亦即十大军区。每一节度使有若干军、镇、城，配备定额兵士，发生战争时，各节度诸军或联合相邻诸军就足以防御来侵之敌，不需要中央临时调发军力。“边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边兵强盛，节度使权重巩固了边防，保证了内地的农业生产。但外重内轻的形势既已形成，最终导致安史之乱。
——摘编自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唐代大军区制形成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简要评价唐代的大军区制度。
材料 晚清法家泰斗沈家本（1840－1913年），祖籍浙江，1883年考取进士时，沈家本已在刑部工作近20年。此后10年，沈家本“专心法律之学”，成果频出。近代以来，入侵中国的“外夷”仗着治外法权的庇佑，在中国作恶连连。在一系列“涉洋”官司中，国人和各级政府吞下诸多苦果。同时也看到欧美日等国拥有完善的法律，并且带来“便民益国，利赖无穷”。大清律例愈发不能适应时局，这就迫使清政府要修改传统的法律体系，并要把“实现中外通行”作为修律的总目标。1902年，沈家本任刑部左侍郎，奉光绪的谕旨领衔修律，于光绪帝的奏书中建议“亟应先议删除凌迟、枭首等酷刑”，更为关键的是，沈家通过修律“首先收回治外法权，实变法自强之枢纽，可默收长驾远驭之效”。于是，沈家本主持制定了《大清民律》《大清商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一系列法典。在随后的修律中，沈家本顺势推动了政府层面的司法改革，这对中国随后的社会进步，尤其是法治上的变革，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王元天《重新审视沈家本的领衔修律与司法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沈家本晚清修律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沈家本修律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