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七月，司马光知谏院“以言事为职”，开始了他为时五年的谏官生涯。改革科举考试是司马光进谏的重要方面，是其吏治思想的具体体现。宋承唐制，先考辞赋，后考其他。司马光在《论举选状》中明确提出，科举选人应“以德行为先”，其次是经术，再次是政事（政治见解），最后才是艺能（辞赋）。“明经”一科向来考五经、九经的背诵能力，所以一些擅长背书的人往往高中，有治国安邦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反而会落选。司马光主张多出一些分析性的考题，把“明经”一科从死记硬背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当时的考官出题不求实际、只求奇巧，“或离合句读，故相迷误；或取卷末经注字数，以为问目”，使得百分之八九十的应试举人交白卷，偏离了科举取士的本意，而起了埋没人才、摧残人才的反作用。司马光对这一现象给予了抨击，明确提出应重选命题官，用“通经术、晓大义”的人来命题。

——摘编自宋衍申《司马光知谏院》

材料   李四光早年留学日本和英国，主要从事地质基础学科的研究，创立了地质力学。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冲破阻拦毅然回国。在高校院系调整工作中，李四光主持了北京、长春两个地质学院的建院工作，以后又推动了许多中等地质技术学校的建立。李四光很早就预见到铀矿资源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多次上书中央要求成立专业队伍进行研究和勘探，为两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李四光利用新华夏沉降带找油的理论发现了多个油田，打破了“中国贫油论”的说法。李四光认为地震是由地质构造运动引起的，可以利用对构造应力场的观测、分析掌握其动向。

——摘编自陈群《李四光传》

材料   1991年4月，日本在美国压力下向海湾地区派出扫雷部队。这是日本首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这次行动因为没有宪法和法律依据，引来了大多数国民的反对。为了创造有利于海外派兵立法的舆论环境，此次维和行动结束后，日本政府在国内不断宣传维和行动的成果。199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标志着日本为在联合国名义下实现海外派兵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该法限制性规定日本自卫队在参加维和行动期间禁止执行诸如监督停战、收缴武器等主体业务，仅能执行诸如医疗、抢救灾民、运输、通讯等维和部队附随性业务。后来，通过修正案，追加了国际监督选举活动、人道救援物资运输任务，同时放宽了武器使用的限制。此后，日本先后向安哥拉、柬埔寨、莫桑比克、萨尔瓦多、卢旺达、叙利亚、以色列、洪都拉斯、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派出人员参与维和行动。

——据张晓磊《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政策评析》

材料为了统一党和政府在各方面的方针政策，同时由于各解放地区的差异性，党中央决定将原先分立的各解放区政权适当合并，于1949年前后建立了东北人民政府、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及华中行政办事处等大行政区人民政权，形成一种大行政区制度。大行政区政府大都成立于由战争走向和平的历史转折时期，决定了其自身建设由根据地的游击式政府向正规化政府建设演进。各大行政区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则可以看做是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总起来看，解放战争时期大行政区制度的建立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里建立起来的新型人民政权体制，是新中国诞生前所进行的一次政权建设的实践和探索，具有重大的创制性意义，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的宝贵财产，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与启示，它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

——摘编自黄建红《解放战争时期的大行政区制度研究》

材料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认为李鸿章是晚清近40年来第一流紧要人物，但又只是一个“纯臣”和“庸臣”，因此不能“将中国之失政尽归于李鸿章一人”。他认为，李鸿章对洋务的认识最多。但他只知洋务，而不知有国务，最终难逃失败；在外交上，李鸿章对处理中日外交，无功亦无罪，只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但他误国之罪“无庸置论”，他的外交历史，实失败之历史。

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学术界认为李鸿章一生的历史，是一部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出卖民族利益的反动历史。李鸿章是镇压革命人民的刽子手、封建社会的维护者，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反动买办，在外交上是一意主和的卖国贼。

改革开放以后.著名学者陈旭麓认为，李鸿章办的许多企业是为了抵抗外国，他所创建的海军炮口是对外的，更多的是对着日本侵略者的。他还认为，李鸿章有爱国之处，但不能否认他的确有不少误国之处。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李鸿章虽有抵御外侮的愿望，但其办理外交是为维护清王朝统治服务的。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李鸿章办理外交有积极的一面，其外交实践要具体分析。

——摘编自戴仕军《李鸿章研究概述》

材料   北魏建国以后，道武帝、太武帝均进行过规模较大的立法活动，到文成帝时期，北魏法律呈现出严密苛刻的倾向，社会动荡日益严重。孝文帝拓跋宏从小饱濡儒家传统，接受了荀子“礼法并施”“王霸兼用”的治国思想，在继位后对北魏原有的法律进行了更新与修改。孝文帝总结了历朝历代立法与执法的经验教训，他扼腕叹息于秦始皇由于苛政苛法所导致的二世而亡，因此，他“润饰辞旨，刊定轻重”，亲自主持了法律的起草润色，最终制定了《北魏律》。该法律一共20篇，篇目可考据的有刑名、法例、官卫、违制、户律、厩牧、擅兴、贼律、盗律、斗律、系讯、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15篇，条目简明扼要，体例严谨。《北魏律》被隋唐王朝所沿用，在历史上具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刘文辉《推进民族大融合的改革者孝文帝》

材料   隋朝开皇十六年（596年），隋文帝“诏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颁布“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唐太宗还明确规定：“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鰥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故（唐朝）公主再嫁者达二+三……太宗女六。”对此，朱熹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据统计，“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全国户数接近380万户。与此同时，粮食价格从贞观八年（634年）、九年（635年）的斗米四五钱，跌至贞观十五年（641年）的斗米两钱。

——摘编自孙顺华《唐朝妇女观之嬗变与社会政治》

材料   邓中夏（1894～1933），中国近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20年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同年来到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与工人同吃同住，感受到了工人恶劣的生存环境，对工人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他认为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新的主力军。但中国工人阶级存在人数较少，文化水平较低等弱点，因此他主张中国不同地区、不同时期都该有自己的罢工策略。他写了《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一文，号召农民、工人、士兵联合起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1923年，针对党内存在的“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错误观点，邓中夏提出了“中国现在的民主革命与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都是中国共产党”这一科学论断。此外他在工人运动的宣传教育、国际联合、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辩证关系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摘编自姜平《邓中夏文集》

材料   战国时期，秦国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秦孝公锐意改革，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商鞅认为“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商鞅推行“壹刑”“壹赏”，主张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至大夫庶人，不从王令犯国禁者，罪死不救。去刑以刑，施行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中，均要设置法官，他们是法令的执行者，同时又是教育者。为了保证法令的统一，中央政府还要做好法令的保护工作，设立一个标准法令版……商鞅确立的法令改变了中国政治历史的统治模式；成为了秦国崛起至关重要的因素。

——唐国军《商鞅变法与传统中国平民政治模式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