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七月，司马光知谏院“以言事为职”，开始了他为时五年的谏官生涯。改革科举考试是司马光进谏的重要方面，是其吏治思想的具体体现。宋承唐制，先考辞赋，后考其他。司马光在《论举选状》中明确提出，科举选人应“以德行为先”，其次是经术，再次是政事（政治见解），最后才是艺能（辞赋）。“明经”一科向来考五经、九经的背诵能力，所以一些擅长背书的人往往高中，有治国安邦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反而会落选。司马光主张多出一些分析性的考题，把“明经”一科从死记硬背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当时的考官出题不求实际、只求奇巧，“或离合句读，故相迷误；或取卷末经注字数，以为问目”，使得百分之八九十的应试举人交白卷，偏离了科举取士的本意，而起了埋没人才、摧残人才的反作用。司马光对这一现象给予了抨击，明确提出应重选命题官，用“通经术、晓大义”的人来命题。

——摘编自宋衍申《司马光知谏院》

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史学工作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作了再评价。他们把王安石变法置于宋代特定的封建时代的历史环境中，指出王安石的新法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在维护宋王朝制建专制统治的同叶，还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及至20世纪80年代，私有制取得了一定的合法性。研究者批评青苗法、免役法、市役法等摧抑兼并的措施"实质上是国家运用政权力量来排斥一般兼并而自为兼并"，"经济政策上的倒退，最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强权干预"，变法"对民间工商业发展极为不利"，而且加重了"贫乏"的经济负担。

——摘编自李华瑞《九百年来社会变迁与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等

材料   林则徐，字少穆，1785年生，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道光十二年（1832年），林则徐在赴江苏巡抚任途中，目睹“灾民于沿堤搭棚栖止”的惨状，提出救灾12项建议，并在江督陶澍的支持下得到实施。道光十八年（1838年），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并节制广东水师，查办海口。在此期间，林则徐注意了解外国情况，组织翻译西文书报，有《四洲志》《华事夷言》等，这些著作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为防范外国侵略，林则徐大力整顿海防，积极备战，购置外国大炮加强炮台，搜集外国船炮图样准备仿制。道光十九年（1839年），他综括各种资料完成了一部有关农田水利的优秀著作——《畿辅水利议》，总结了历史上北方农田水利的经验。林则徐写下的《壬寅日记》，后被整理为《荷戈纪程》，它记录了西北地区的气候特点、交通状况、民众生活、贸易情况、驻军和民族关系等多方面内容。

——摘编自吴伟宁《论林则徐的历史贡献》等

材料陈公哲，祖籍广东，是近代著名的武术家和教育家。他邀请了孙中山为精武会题写了“尚武精神”的横匾，扩大了精武会的影响力。由他主办的《精武书刊》，对于记录精武体育会的历史，以及传播传统武术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他的努力下精武体育会发展十分迅速，此后遍布东南亚、美国等地。他多才多艺，不仅擅长多种体育运动，还在摄影、考古、书法等领域取得了成就。他认为体育是德育和智育的基础，三者缺一不可。精武体育会会倡导“天下大同”精神，他将儒家思想中的“克己”“平等”与西方“博爱”思想结合，体现出一种大包容的世界主义思想。精武体育会中不分阶级，一视同仁，只要具有为他人牺牲的勇气和诚意就可以成为兄弟。在民族危亡之际，大批精武学员为国家和民族英勇牺牲，受精武精神感召，大批民众纷纷募捐，为体育教育和抗日活动贡献了力量。

——摘编自王换源《武术名家陈公哲与精武体育会》

材料   世兵制又称军户制，通行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东汉末年，各地军阀为确保获得足够兵源，相继推行军民异籍之制。三国时期，普遍将户口分为普通户、屯田户和军户三类。军户由军队或州郡管理，父死子继，世代为国家服兵役，无法脱籍，致使军户地位不断下降。其身份甚至与奴仆罪犯相近，导致军队士气和战斗力极为低下。孝文帝推行改革后，最终激起埋葬北魏王朝的“六镇起义”。北魏后期，世兵制已难以为继，军事改革势在必行。

于是，西魏权臣宇文泰创立府兵制。以开府为基层组织，称为府兵。府兵编入军籍，府兵由六等以上农民之精壮子弟组成，平时务农，战时出征。府兵制在发展过程中打破胡汉分治的界线，不断扩大征兵对象，吸纳汉人，严格训练，战斗力较强。战争结束后，将帅解除兵权，兵各归其府，有效防止将帅擅权。

——摘编自袁琮蕊《《花木兰>背后的军事制度沿革：从世兵制到府兵制》

材料   1898年10月6日，康有为在香港接受了当时香港最大的英文报纸《德臣报》的采访。政治经验严重不足的康有为，在采访中对慈禧太后大加攻击，称慈禧只是个妃子，光绪帝已经认识到她不是自己真正的母亲，又称光绪帝对自己如何信任，夸大他本人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还称光绪帝已经给他密诏（实为康有为自己改窜或自拟的密诏），要让他去英国求救，恢复光绪帝的权力。采访文章在《中国邮报》和上海的《字林西报》刊出。彼时慈禧正有废帝之心，而朝中刘坤一等大臣为保全光绪帝正竭尽心力。康有为的一面之词，简直是火上浇油，慈禧据此可以认为光绪帝通过康有为与外国人勾结。这个采访，对正被羁押于北京的光绪帝极为不利。张之洞看到采访后，大为震怒，发电给两江总督刘坤一、上海道蔡钧：“此报流传，为害甚烈。望飞速电嘱上海道，速与该报馆并领事切商，告以康有为断非端正忠爱之人，嘱其万勿再为传播……”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前后诸政事》

材料   19世纪70年代，明治政府在建立统一中央集权国家后，随即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初步确立日本近代土地私有制度。随着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大以及“殖产兴业”政策的推行，封建贡租制已无法满足形势需要，加之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促使政府决心改革地税。1873年7月，政府颁布地税改革法，其要点是：废除封建实物地租，核定地价，按地价统一缴纳现金；纳税者由过去土地的实际耕种者改为土地所有者，根据“一地一主”原则缴税，无法完纳者，村集体不再负“连带责任”。1881年，全国范围内的地税改革基本结束，日本建立起稳定统一的近代税收体制。但改革维护寄生地主利益，未承认佃农权利，佃农在农村只靠农业无法生活，有的便进入城市，成为雇佣劳动者。

——摘编自吴廷璆《日本史》等

材料 陶澍（1777—1839），湖南安化人，是嘉庆、道光年间的名臣，著名的理财能手，曾经当了十多年的两江总督。在林则徐、贺长龄、魏源等属吏的协助下，他兴利除弊，政绩斐然。他大胆改河运为海运，在运河发生水患时，将当年的漕粮按时送到北京；他改革整顿两淮盐政，改引为票；他兴办全省河工，治理水害，大修水利。陶澍出身贫寒，“少负经世志”，也是当时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人物。他和龚自珍、魏源、林则徐、贺长龄等人志同道合，敢于正视现实，关注民生，揭露封建衰世的黑暗和腐败，要求改革内政，严禁鸦片，加强军务，防御外敌，不愧为一代名臣。

——摘编自平湖月满《河山曲：追寻一个真实的左宗棠》

材料1902年，日本与英国结成同盟,不久便悍然发动了争夺辽东半岛的日俄战争,战争的结果使日本战胜了它的第一个对手,而英国也达到了利用日本在远东削弱沙俄势力的目的。.1905年后,由于德国在欧洲的迅速崛起以及同英法之间竞争的日益尖锐,英法两国遂采取了在欧洲拉拢沙俄对付德国,在远东改善日俄关系的外交政策。1910年，日俄双方签署了《日俄协定》,这就使得德国不仅在欧洲而且在远东也同样陷入了外交上的孤立境地，日本乘此机会, 迅即将争夺的目标转向了它在中国的第二个对手德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伊始,德国便无暇东顾,致使其在远东的殖民地青岛孤悬一隅，同时英法俄也同样忙于应付欧洲大战,相反,日本却能够全力以赴地来争夺中国。此时与欧洲列强有着复杂关系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欧战爆发后,因不敢偏袒任何一方而宣告中立,实际上,北洋政府既无准备也无能力阻止这场已迫在眉睫的日德青岛之战。战争使英国与日本彻底消除了德国在东亚大陆的最后据点,保障了远东海上交通线的安全。随着战争的胜利,日本根本不满足于仅仅在中国夺取德国的一块殖民地，它的真实目的是从各个方面实现对中国的全面控制。为达到这一目的，日本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的要求，国内外舆论大哗，更是激起了中国各界反日运动的空前高涨。

——摘编自周荃李厚基《谈一九一四年日德青岛之战》

材料   张元济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98 年9月5日,张元济上奏变法总纲五条和细目四十条,主要内容如下:议政局的职责在于详细核议各种重大政务,为新设立的各种机构制定统一的法规章程,并呈请皇帝裁决;从管理、通婚、择业、官员选拔等方面使满族和汉族的人们保持统一标准;实现皇帝与臣民间信息的上通下达;多裁旧衙门,增设新政衙门;对不行新政甚至阻挠新政者以违旨治罪,反对新政者均令原品休致;根据官吏职务大小、事务繁简等确定官吏禄俸,并适当超出其所需部分,免其后顾之忧等;简派官员将户部及各省出入款项数目彻底查清,通盘筹划,详议办法;令户部整理规划岁入、岁出款目（后世之预决算）,并向民间颁示;整理银钱，实行全国统一的货币制度;提倡保护工商业，并制定商律，颁行全国。但是,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他的变法主张未得到有效实施。

——摘编自金满楼《罢官记:张元济的戊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