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953年上台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认为杜鲁门政府的冷战战略是失败的、愚蠢的和缺乏地缘政治远见的，美国实力的关键是其经济体系和生产能力，而不是武器。1953年12月8日，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发表和平利用原子能讲话，建议向各国提供和平核技术，以换取他们放弃开发核武器。他指出原子弹是美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必要时可以使用，同时他认为和平利用原子能利于降低与苏联的紧张关系和削减军备与防务支出。该讲话发表3天后，讲话全文和背景资料已通过各种新闻途径发给67个国际组织，同时美国政府着手帮助多国建设反应堆、提供训练和技术信息以及咨询服务、发起召开国际会议、促进医疗和其他人道主义利用原子能等。通过一场全球宣传运动和援助盟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美国展示了“无私的立场”和“与各国一起建设性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意愿”，美国也因此获得极大的“宣传上的好处”。
——摘编自刘子奎《冷战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
(1)根据材料，归纳艾森豪威尔政府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该计划出台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
材料一 西方的协商民主是对代议制民主的修补，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应然”而不是“实然”，是一种政治理想而不是一种解释性的框架，它侧重于民主“应当如何”但并不是“实际怎样”的问题。公共理性是协商民主中的一个重要支柱，但事实上往往只有与宏观政策相联系并在远离个人利益和直接利益的条件下才能产生不约而同的“共谋”而起作用。在微观层面，公共理性受到直接利益和现实利益的纠葛往往容易丧失公共的意蕴而处于一种碎片化和无序化状态。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形式普遍存在于实行多党制或者两党制的国家中，它是协调政党与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利益与矛盾的重要方式。多元一致是协商民主的最大理想、愿望和目标，然而多元化利益与多元化主体存在诸多“可通约性”，也必然存在诸多“不可通约性”，“异质性”的分歧有可能通过协商达成妥协和一致，或者是暂时的“悬而未决”，也可能根本就不能达成一致。
——摘编自许忠明《西方协商民主的背景、演变与缺陷》
材料二 中国的协商民主，经历了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以及《新民主主义论》对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协商建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权机关、党派团体和基层治理中各种协商民主的实行。参与协商的主体囊括了来自各社会阶层、各类政治主体的力量。有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社会团体等在人民政协的协商；有重要决策之前执政党与政协、人大等方面的协商；有民主恳谈会、参与式预算等协商实践。中国的协商民主既尊重了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了少数人的合理要求。同时，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体制机制建设和程序设计，将协商民主以法律、规章和制度等形式确立下来，并在实践中得到稳定持续实施的民主形式。
——摘编自陈家刚《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比较的视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协商民主的缺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突出特征。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西方协商民主的认识。
材料一 从整体上来观察五四运动，它的骨干力量是以《新青年》同仁和以北大为中心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其中既包括19世纪70-80年代后一代，拥有出国留日经历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包括了罗家伦和傅斯年这样的19世纪末的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留日时期，日本学界正处于“主义”概念广泛应用的时代，这样的经历让陈独秀等人对“主义”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心中，不管秉承什么“主义”，有“主义”比没有主义强，“主义”应该成为衡量一切行为的尺度和标准，已经成为他们的共识。
----摘编自邵明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的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考察--基于社会思潮变迁的视角》
材料二 五四运动展现了中国青年力量，在主义和社会运动的催化下，中国青年站在了时代的前沿，从社会改良转向谋求社会改造，乃至革命，他们成为社会变革的急先锋。先进青年结成了爱国主义统一战线，他们创办社团，制订组织章程，训练组织骨干，增进组织团结，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先进青年教育服务群众，宣传鼓动群众，组织凝聚群众，找到了一条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群众基础。先进青年在实践中发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都行不通，转而选择马克思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摘编自张治银等《酝酿和探索：五四运动与建党准备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一,概括五四运动中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特征。(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五四运动中中国青年活动的价值。
材料 1951年10月解放军入藏，1952年成立西藏军区。中央人民政府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和极为宽容的政策，针对西藏长期受到神权统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级组织和工作人员开展了耐心细致的群众工作，赢得了爱国上层人士、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西藏和平解放初期，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提供通过免费医疗和消除传染疾病、兴修水利、架桥修路、抢险救灾、发放无息贷款、赠送良种农具、放映电影、以工代赈等方式，积极为群众办好事，开展了艰苦细致的工作。1959年3月开始，中央政府果断决定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彻底平息叛乱，同时坚决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在80万人口的农业区、28万人口的牧业区，采取不同措施废除封建特权和农奴制度。在城镇发动群众开展反叛乱、反封建制度、反封建剥削、反封建特权和减租、减息运动等，保障了城乡供应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成功的原因。
材料 祁建华（1921-2001年）中原大学毕业后，投身革命。他目睹大多战士目不识丁的现状，深感忧虑，于是利用工作之余，结合自己早年任教的经验，尝试利用注音符号进行集中识字，因其效果显著而引起所在部队领导的注意。1950年初，全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学习运动。此时，祁建华被调任“训练队”担任专职文化教员，开始改进并完善“速成识字法”，同时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实验。1950年8月，贵州省军区决定全面推广他的“速成识字法"，祁建华“速成识字法”由此创立。1952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专题社论《普遍推广速成识字法》，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利用“速成识字法”。1953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进，合作社对社员文化水平的要求逐步提高，文盲问题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顺利开展产生了直接影响。为此，中央和地方大力开展农村扫盲教育，扫盲运动迎来了高潮。此后的“速成识字法”实验尽管退潮，但它在成人扫盲工作中仍不失为主要方法之一。
——摘编自喻本伐等《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扫盲实验》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祁建华能够创立“速成识字法”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初期“速成识字法”推广的历史影响。
材料 咸平二年（999）正月诏书：“如闻榷茶之所，官不售者，必毁弃之，斯可惜也。自今令第其品而受之，轻其价而出之，使物无弃而民获利"。诏书中所说的“榷茶之所”是官营茶场。
咸平三年（1000），杨允恭建言：产茶之地，民输赋者悉计其直而官售之，精粗不校，咸输榷务。商人弗肯，久而不鬻，官即焚之。今请均其色号、以年次给之。真宗“许之”。真宗即位之初，由榷货务总领茶货购销造成的问题依然存在，其最突出者，即茶户长途运输的困难。咸平三年，他下诏茶户可以就地缴纳茶货。景德三年（1006），因主管部门“制茶事过为严急”，真宗上谕说茶货采摘不易，对茶户所呈交合格产品，官府应按其等第收购，不合格也要按价支付官钱，如只认可精细合格茶品，则伤害茶户利益，茶户多贫民，如茶叶交售受损则可能聚为寇盗，故此等事宜务必灵活处理。禧元年（1017）五月，他甚至还发诏令“福建路买纳民茶，斤增十钱”。
——摘编自李世忠《论宋真宗的茶政改革》
(1)根据材料，概括宋真宗茶货购销改革的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真宗茶货购销改革的积极作用。
材料 王安石认为，要改革政治，就要统一思想，最好从教材着手，使未来的改革人才，从学校时起，就受到改革思想的熏陶。熙宁六年（1073年），王安石主持编订《三经新义》， “三经”是指《诗》《书》《周礼》， “托古改制”就似乎名正言顺。王安石重新注释儒家经书，提出新的见解， “立政造事”，实际上是王安石自己政治思想的表述。熙宁八年（1075年），《三经新义》正式颁布，作为学生必读教材。 “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保守派认为，王安石“政事害人才，学术害人心”。后来，新法尽废，作为统一教材的《三经新义》就逐渐销声匿迹，版毁书亡。
——摘编自熊承涤《王安石的变法与教材改革》
(1)根据材料，概括王安石教材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王安石的教材改革。
材料二战结束后，德国历任总统和总理都在不同场合和时机进行了反思和道歉，德国法律也禁止举办与纳粹有关的活动，政府要求青少年接受历史真相，通过修订历史教科书警戒后代。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注重秩序、严谨和务实的民族，基督徒也并不以公开认罪和以实际行动“赎罪”为耻，地处欧洲心脏的德国，是欧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消除邻国的担忧，联邦德国承诺永远不以武力改变现有领土边界。德国的反思还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如在战争赔偿问题上不遗余力，尤其是1952年联邦德国和以色列签订了赔偿协议，赔偿被害犹太人的损失，从此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德国深刻反思历史，敢于承担战争责任，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谅解和尊重，在世界上树立了良好形象。
——摘编自李文红《德国人是如何反思二战的》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战后德国人反思二战的举措。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二战后德国人反思二战的原因。
材料一 人口迁移是指人口居住地（空间位置）永久性（半年或一年以上）的改变。就中国而言，从古至今的人口迁移时常伴随着政治、经济的动荡，其规模也大小不一。
材料二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是近代东北地区人口增长的初始阶段。清乾隆、嘉庆年间，人口快速增加，加之连年的自然灾害，致使关内灾民流离失所。至咸丰、同治年间，不得已改乾嘉时期的“封禁”为“弛禁”，允许关内灾民到东北谋生。这一时期沙俄发动对东北地区的入侵，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侵占了我国东北的大片疆土，使清政府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也促使其加快了移民实边、抵御外侵政策的出台。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清政府下令取消了禁止汉人移居东北的所有法令，更于光绪六年（1880年）颁布了放荒、免税及补助的一系列法令，鼓励关内人民到东北垦荒。自乾隆以来在东北地区实施了近二百年的封禁政策终于被彻底解除。
——摘编自吴军 王延荣《近代关内人口迁移对东北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的主要趋势。
(2)根据材料二，简析东北地区封禁政策彻底解除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古代和近代人口迁移产生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过程
朝代 | 宰相职位名称 |
秦 | 丞相、相国 |
汉 | 相国、丞相、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 |
隋 | 内史、纳言 |
唐 | 尚书令、纳言、内史令、中书令、侍中 |
宋 |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左右仆射、太宰、少宰 |
元 | 中书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 |
明初 | 中书左右丞相 |
——据黄本骥《历代职官表》整理
材料二 明初的中书省组织庞大，职权很重，这一部门远承古代的宰相制度，近袭元朝中书省“录军国重事”的旧制。胡惟庸案不过是一个偶发的事件。问题的实质在于，朱元璋对于中书省在自己执行皇权时造成掣肘和潜在的威胁，早就高度不满和戒备。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三月，明太祖下旨，“令奏事毋关白中书省”，明显的意图是要限制中书省的职权，但这还不能从制度上根本解决问题，矛盾仍然相继出现。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因胡惟庸恃功骄纵，跋扈揽权，最终撤销中书省，废除宰相制。但是，事态的发展难以尽符主观愿望。首先是，以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来驾驭一个封建大帝国国家机器的运转，是极难做到的。仅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日之间，收到中央和地方各部门的奏件就有1660份，其中反映的事件共有3391件。要求皇帝一一亲自批答如此浩繁的章奏，一一裁决如此众多的事件，显然是不可能的。“密勿论思，不可无人”，设置一定形式的辅政机关仍然有必要。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朝废除宰相制的原因，并评析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立”与“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