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鸦片战争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中国的南部和东部出发，出国谋生。到19世纪70年代，6.3万中国人来到美国，其中多数人生活在“金山”一加利福尼亚。 这些早期出国者大多是契约华工或称苦力、“猪仔”。他们名义上是受雇到海外与外国资本家或华人工头订立契约来做工的，实际上大多数华工是被人用欺骗、诱拐、绑架的手段运往海外的，他们从事最繁重的工作并无人身自由。当时美国人克拉克的调查报告中说白种人不愿做的活就强迫华工去做。华人劳工不仅仅在美国西进运动的采矿业中付出了劳动，更为著名的是他们在修筑横贯美国东西铁路中洒下的血与汗。他们不论严寒酷暑，一直工作在高山峡谷、人迹罕至之地，很多人因劳累身亡。据老华侨说，华工前后参加筑路的有四五万人，因筑路而牺牲的不下万人。
——摘编自张晓路《西进路上的血泪与荣光》
材料二 19世纪60-80年代，随着相当数量域外移民的进入和租界的建立，上海人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域外的物质文明、风俗礼仪和精神文化，对域外文化的兴趣日益增长，态度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英语开始被视为了解西方文明的钥匙。官方同文馆和广方言馆的建立，都透露出官方对外语教学的重视。而随着中外交往的扩大和贸易的发展，翻译中介人员的需求也大大扩展，掌握外语的人可以充任买办，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这也推动了上海的英语学习热潮兴起。
——摘编自刘叶华《浅议洋泾浜英语在近代上海的使用状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鸦片战争后华工大量移民美国西部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近代域外移民在上海的活动。
经济伦理是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理论综合。中国古代经济伦理包含生产伦理、消费伦理、分配伦理和交换伦理等方面，侧重于经济和道德的整合，在世界思想文化史上独具特色。
材料一
| 思想家 | 主张 |
| 管仲 | “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 “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 “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 |
| 老子 |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耕种、播种）。” “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
| 孔子 |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
材料二 自秦之后，以先秦诸子中道家、儒家为主整合其他思想，构成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特色之一。魏晋时期，佛教思想乘虚而入，成为经济伦理思想的另一资源，直至隋唐统一、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复苏。宋明时期，一方面产生了程朱理学影响下的经济伦理，另一方面在民族纷争日益严重的挑战下催生了“儒家功利主义”的经济理论。明清之际，“泰州学派”王艮创立“百姓日用之学”，李贽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命题，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的本末论，顾炎武也从同样的人性观点出发，提出圣人“用天下之私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的思想。
——摘编自唐凯麟、陈科华《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
(1)根据材料一、归纳春秋时期经济伦理的内涵。(2)根据材料二、指出两宋到明清之际中国古代经济伦理的嬗变，并结合所学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顾炎武生于明万历末年，四度落第，绝意科场，至70岁去世均无功名。明亡后，因参与反清斗争与家族财产争端，数次流亡，甚至遭逢牢狱之灾，晚年变卖家产北上游历，才逐渐著书立说。他披阅各种地方志书多达一千余部，其中《天下郡国利病书》、 《肇域志》 为其主要地志著作。顾炎武认为政治的腐败和独裁是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倡导广泛的民主参与……他还创办了一些书院和学堂，推广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总之，顾炎武作为清朝初期的一位杰出学者和思想家，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周可真《论顾炎武的“众治”思想》
材料二 明清之际，存在多位声名卓著的理学大儒，如身在江南的刘宗周、黄道周等。相较之下，顾炎武由于终身心向明朝，不与清廷进行任何合作，学术声望颇有不如。然而有清一代，顾炎武地位逐步抬升，晚清曾国藩评价“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亵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嘉庆时期，名臣阮元已把顾炎武评价为“国朝第一大儒”,光绪三十四年从祀孔庙，得到古代儒生的最高礼遇。
——摘编自王汛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归纳顾炎武的的学术成就，并分析其思想出现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顾炎武地位变化并简析其原因。
材料一 中国古代史官建置甚早，据《周礼八礼记》等书所记，三代所置火官名称甚多，史官职责亦各有异。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均有自己的史官撰写各国国史。“君举必书”的优良传统在春秋时期逐渐形成。汉代除太史令外，还置女史记录皇帝起居。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史学呈现多途发展的趋势，而皇朝正史撰述最为兴盛。唐代正式设立史馆，史官制度趋于完备。史馆以宰相为监修，修换本朝史和前朝史。设史馆官修前朝史书的制度从唐代一直延续至济。五代至济、史官、史馆制度多因唐制而有损益，并名称虽然因代而异，但职掌略同。
——摘纳自瞿林东《中国史学之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及并深远的历史意义》
材料二 中国传统史学在近代以来日益陷入困顿。梁启超把对旧史学的批判矛头直指帝王集权及其专制思想。他在《斯史学》中狂烈批判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逆不可救”。总体而言，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转型初期，传统史学理念不是遭到否定便是放淡忘。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学术中国化”的讨论中，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的关系渐受关注。有学者认为传统史学的某些原则仍具有相当的生命力。翦伯赞提出应“把被否定的诸要素中的积极的东西保存者并发展它，当作断的东西之发展的契机”。
——摘编自胡逢祥《中国史学传统及其近代转型之路》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背景和影响。
材料一 1915年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等发起组织勤工俭学会，以“勤以工作，俭以求学，增进劳动者的知识”为宗旨。介绍学生赴法、联系入厂、入校、发放维持费等一应由其负责。……旅欧同人还联合法国学者创建华法教育会组织大批学生赴法，1919年到1920年， 来自全国18省的20批青年1700多人先后赴法， 周恩本、邓小平、聂荣臻、蔡和森、向警予等都是其中的成员，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达到高潮。这场运动已经远远超出一般出国留学的含义，无论在留学史上还是在政治史、革命史以及文化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摘编自张士伟《近代中法高等教育交流史研究》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法高等教育合作的规模逐渐扩大，人才培养层次也稳步提升。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教育处成为所有相关职能部门的协调中心和决策核心。中国政府创办《人民日报》海外版和邓小平提名的《神舟学人》杂志，成为留学人员了解国内情况的重要渠道。2004年，两国元首发表《中法联合声明》，提到了教育文化方面开展新的合作。同年，中法相互承认高等教育法定的各种学历、学位和毕业文凭。2010年，两国签署《关于开展青年学生交流活动的意向声明》《中法高等教育合作机制框架协议》。
——摘编自刘天乔《中法高等教育合作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这场运动已经远远超出一般出国留学”的含义。(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法留学事业的新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1930年前后，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全国已创建了大小十几个革命根据地。共产国际多次指示中共中央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鉴于此，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苏维埃中央政府，并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民族和宗放信仰，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
——摘编自龚书铎主编《中国近代史（1919一1949）》
材料二 1954年宪法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毛泽东评价它“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1954年宪法总结了自民国时期以来中国立宪的历史，借鉴了当时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特别是苏联的宪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与超越。1954年宪法所确立的宪法政治架构与体制，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政治之基本框架，我国之后的宪法政治体制皆以此为基础。
——摘编自范进学《1954年宪法实花及其评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制定的背景和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54年宪法颁布的背景和影响，并谈谈中国共产党的宪法探索之路给你带来的启示。
材料一：第一次英荷战争期间(1652—1654)，英国政府在本土和海外指定一些港口作为商船的集结地，例如，在波罗的海等待返航的所有英国商船都要先在埃尔西诺锚地集合；商船到达指定集结地后，在那里等待护航船只到达，而后在护航船只的护送下出航或返航。一支船队一般会派遣一至两艘船只护航，用于护航的船只既有海军军舰，也有武装商船。由于战争期间在北海海域有荷兰舰队巡航，英国意识到需要为定期往返于纽卡斯尔和泰晤士河口之间的运煤船进行护舷。1652年，海军将领玛瑟姆奉命率领13艘军舰护送着一支由将近500艘运煤船组成的庞大船队返航。
——摘编自杜平《近代英国海上贸易保护政策的演变》
材料二：1887年，英国海军情报处对英法俄三国海军实力进行评估指出，无论是当前还是90年代初，英国都是毫无争议的海军强国，“封锁是英国在战争中最明智的海军政策，要尽力阻止敌人的军舰开往海洋”，“如果敌方军舰突破封锁，就攻击它们”。1903年，英国海军部备忘录指出，战争爆发后，英国“第一位和最重要的目标”将是集中力量攻击敌国海军、通过舰队战斗来争夺制海权。英国夺取制海权后，英国海上贸易的安全便可基本无忧。1905年4月，英国海军大臣在报告中指出，在未来发生的海上战争中，英国海军的首要任务是“找出敌方海军并与之进行战斗，以争夺决定海上战争胜败的唯一真正因素——制海权”。一个能够掌握制海权的国家在与敌国作战时，相当大部分的本国海上贸易将能够免受损失。
——摘编自杜平《从护航到封锁攻击：19世纪后期英国海上商船保护政策再探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第一次英荷战争期间英国海上护航政策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指出英国海上护航政策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龙图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它经过了以下演进历程（如下表）
| 时期 | 特征 | 代表图像 |
先秦 | 春秋战国时期的龙继承了前代龙所具备的沟通天地、影响云雨河泽的身份,形成了自由、生动的艺术风格。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龙图像含义多以阴阳交合为主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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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 | 秦汉时代是龙图像盛行、普及的时代。这一时期,龙图像有着气吞山河的大度。龙或作为沟通天、人、地三界的媒介,或作为神仙及墓主灵魂的坐骑,出现在各种艺术作品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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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 ——— 隋唐 | 隋唐时期龙图像具有丰满富丽、强劲健壮的特点,形成了中国传统龙图像的完美形象。同时,也开始出现了限制使用龙图像的趋势,以维护帝王对龙的独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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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 | 宋元时期龙与帝王渐渐合为一体,大量供皇室、贵胄们使用的器物上都装饰有严峻威猛的龙形;元代艺术家对龙图像的改进与设计,迎合了当时社会上淡化龙的宗教含义、强烈追求其审美情趣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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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 | 明清两代是龙图像发展的成熟期,龙成为最高统治威仪的象征,代表着权力与地位,对龙的使用限制更加严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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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自汪田明《中国龙的图像研究》等
材料二 清末龙图像平民化越来越明显，龙的贵贱等级意义渐失，越来越浓厚的吉祥意蕴长存，更多地体现出生活化的气息，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有“龙凤呈祥”“趋吉避凶”“飞黄腾达”之意。1866年清政府首次派出以斌椿为首的考察团游历欧洲，考察团的小轮上悬挂有黄龙旗，并将其作为清国的标识。1888年9月30日，清政府编写《北洋海军章程》，首次在清国正式文件中将黄龙旗称作“国旗”。此后，长方形的黄龙旗代替以前的三角龙旗，在全国、各驻外使馆和华侨中作为清朝“国旗”悬挂。这一时期，黄龙旗在民间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展，民间悬挂“国旗”的意义逐渐突破以往彰显皇家权威的政治性节日的范围。
——摘编自周游《黄龙旗与现代国家想象：晚清的“国旗”、象征与民族主义》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从先秦至宋元时期影响龙图像演进的共同因素。(2)根据材料指出龙图像在清代的变化，并结合所学加以简要评价。
材料一 进攻与防御是达成战争的军事目的的两种基本手段。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由于缺少战略进攻的条件，必须选择积极防御开展战役、战术上的进攻并适时将战略防御转变成战略进攻。由于敌我强弱对比的巨大悬殊，立足弱势、以劣势准备战胜强大敌人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都在军事战略上采取了持久消耗，并配合以战役上的速决歼灭。
事实上，毛泽东一直认为，速决战、歼灭战是战争的上策，也是应该努力争取的作战方法，但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确定。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充分认识到战略上持久消耗的必要性，把通过积极防御实现持久消耗作为基本的战略方针。把战略上的持久消耗与战役中的速决歼灭辩证统一起来，才能与速胜论的主观主义和失败论的悲观主义区别开来。
——摘自刘林元《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碑》
材料二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持久战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完整论述。毛泽东认为抗战作战形式应该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多次强调：“兵民乃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摘编自祝滨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持久战略之比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1938年毛泽东主张持久战的合理性。(2)以解放战争为例，指出解放军“适时将战略防御转变成战略进攻”的标志，并运用所学知识说明其转变的条件。
材料一 东汉光武帝即位以后，为了迅速稳定战乱后的社会秩序，即标榜中兴汉室，宣布废除王莽所订政策制度，也以黄老无为思想为依归。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光武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遂“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因此选用贤良，重视吏治，与民休息。光武帝首先释放奴婢。自登位次年（建武二年）至十四年，曾六下诏令释放奴婢。包括因饥荒穷苦而“嫁妻卖子”者，王莽时没入官府者，战乱中劫略者等，如有抗命不释者，以“略人法从事”。建武十五年，实行“度田”，下令各州、郡清查人民占有田地数量和户口、年岁，目的为要限制豪强富民兼并土地和盲奴婢之人数。而且亦可便于征收赋税及力役。如建武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东汉初，因战费等支出浩大，田租征收十分之一 后减轻赋税，恢复到西汉时期的三十税一政策等。
——摘编自钱穆讲授、叶龙整理《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班正皇帝为了使财政状况好转，为了“裕国”“安民”，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他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他反对在解决财政困难时，把“裕国”与“安民”对立起来的作法、他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能安民方能裕国”。雍正帝解决财政困难的基本方法是开源节流。其开源的主要措施是重本务农以增加田赋收入，解决民食；通商裕国，即使国课增加，又方便百姓。雍正皇帝反对“困商”“累商”，而主张“通商裕国”，“通商便民”。班正帝曾三令五申各税关不得多方勒索，分外苛求，以利商业的发展。他说：“国家之设关税，所以通商，而非以累商，所以便民，而非以病民也。”
——摘编自马博《大清十二帝》第三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光武帝改革的背景和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光武帝改革相比，雍正帝改革的不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