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明清时期，武汉地区繁荣昌盛，既因为水陆交通枢纽的位置成为“九省通衢”，又因经济发达得以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为“天下四聚”。晚清以来，武汉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城市之一，并建立了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湖北枪炮厂等一批中国早期的近代化企业，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近代武汉铁路网的形成，带动了武汉近代化的发展。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士兵在武昌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拉开了推翻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的序幕。
杜伊斯堡位于西欧第一大河、德国的摇篮莱茵河畔，是位于德国西部的重要工业城市，被称为德国的钢铁心脏。19世纪上半叶，随着鲁尔区的工业发展，杜伊斯堡也成为著名的煤矿和钢铁生产基地，对德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武汉与杜伊斯堡于1982年建立友好关系，这也是中德两国结成的第一对友好城市。今天，杜伊斯堡是80%从中国驶来列车在欧洲经停的第一站，已有100家中国企业落户杜伊斯堡。
——摘编自《中德友好省市清单，你在哪座城？》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武汉发展的原因，并概括武汉和杜伊斯堡在近现代发展中的相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武汉和杜伊斯堡结为友好城市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阿拉伯帝国政权机构完善，在哈里发以下设各部大臣，辅佐哈里发分掌行政、财政和宗教等方面的事务。其中以掌管财政、税务的部门最为重要。地方行政方面，全国分为9省(后来改为5省),行省总督称艾米尔，由哈里发任命，掌全省军政大权，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另有税务官掌全省的税收，直接对哈里发负责。行省的宗教首领由总督或地方法官兼任。大法官通常从宗教学者中选拔，除办理案件外，还负责管理宗教基金及孤寡的财产等工作。
——摘编自赵永伦《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统治初探》
材料二 (阿拉伯帝国)呼罗珊总督在中亚扶持自己的傀儡政权，实行顺之则抚逆之则灭的政策。布哈拉女王哈吐思就是阿拉伯人武力扶持的一个政治傀儡。阿拉伯人在征服过程中，每征服一地，就以原有的城市作为统治据点，然后以部落为单位将阿拉伯人分别安置在各个城区内，这些阿拉伯人既占有土地，还可领取丰厚的年金。屈底波征服中亚地区以后，以武力为后盾，命令河中地区居民让出一半房屋给迁入中亚的阿拉伯人定居。他把布哈拉城划分为阿拉伯区和布哈拉居民区。阿拉伯人极力维护中亚地主贵族德赫干的利益，拉拢这些地主贵族为阿拉伯人服务。阿拔斯王朝为了巩固在中亚的统治，又鉴于中亚当地贵族是推翻倭马亚王朝的同盟者，决定让这些贵族参政。从曼苏尔到哈伦·拉斯德时期，河中各地区基本上由当地封建贵族，主要是出身于中亚古老文化中心巴里黑的巴尔马克家族和萨曼家族出任宰相(瓦齐)进行管理、
——摘编自[英]穆尔《阿拉伯帝国》
(1)根据材料一分析阿拉伯帝国的国家机构特点。(2)根据材料二.概述阿拉伯帝国对中亚的统治措施。
材料一：农业是历代私有制国家赋税收入的主要来源，历代统治者无不把“令民归心于农”作为“治国之要”。早在商鞅变法时，秦孝公就颁布法令：“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者多，复其身”。唐宋以后，随着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土地占有矛盾日趋加剧，封建国家日益重视荒地的开垦，例如，洪武二十八年，明政府下令：山东、河南农民“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康熙十二年规定：“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俱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除上述目的外，历史上还有因“凡水旱虫霜为灾，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民产子，复勿事二岁”而减免赋税的情况。
——摘编自刘德成《中国古代减免赋税析论》
材料二：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开始建立税收制度，不过主要由富有阶层承担，一般民众的税负很轻。土地税征收中“贫农中农税轻，富农税重，雇农及红军家属免税”。营业税按照商业资本大小及盈余多少征收统一的累进税，资本在百元以下的群众合作社以及农民直接出售剩余产品的都实行免税政策。关税一般是轻税或者免征，一切货物在边境纳税之后通行全苏区不重复征税。中国共产党没有完全依靠税收，而是采取“取之于己”的方针：一是红军公田收入；二是来自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手工业收入；三是发展经济，开展生产建设。
——摘编自赵云琪《从历史视角看中国共产党“轻税于民”的税收政策》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国古代政府减免赋税的共同原因。(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中国共产党税收制度的特征，并简要评价中国古代政府与近代中共减免赋税的做法。
材料一 进攻与防御是达成战争的军事目的的两种基本手段。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由于缺少战略进攻的条件，必须选择积极防御开展战役、战术上的进攻并适时将战略防御转变成战略进攻。由于敌我强弱对比的巨大悬殊，立足弱势、以劣势准备战胜强大敌人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都在军事战略上采取了持久消耗，并配合以战役上的速决歼灭。
事实上，毛泽东一直认为，速决战、歼灭战是战争的上策，也是应该努力争取的作战方法，但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确定。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充分认识到战略上持久消耗的必要性，把通过积极防御实现持久消耗作为基本的战略方针。把战略上的持久消耗与战役中的速决歼灭辩证统一起来，才能与速胜论的主观主义和失败论的悲观主义区别开来。
——摘自刘林元《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碑》
材料二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持久战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完整论述。毛泽东认为抗战作战形式应该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多次强调：“兵民乃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摘编自祝滨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持久战略之比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1938年毛泽东主张持久战的合理性。(2)以解放战争为例，指出解放军“适时将战略防御转变成战略进攻”的标志，并运用所学知识说明其转变的条件。
材料一 东汉光武帝即位以后，为了迅速稳定战乱后的社会秩序，即标榜中兴汉室，宣布废除王莽所订政策制度，也以黄老无为思想为依归。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光武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遂“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因此选用贤良，重视吏治，与民休息。光武帝首先释放奴婢。自登位次年（建武二年）至十四年，曾六下诏令释放奴婢。包括因饥荒穷苦而“嫁妻卖子”者，王莽时没入官府者，战乱中劫略者等，如有抗命不释者，以“略人法从事”。建武十五年，实行“度田”，下令各州、郡清查人民占有田地数量和户口、年岁，目的为要限制豪强富民兼并土地和盲奴婢之人数。而且亦可便于征收赋税及力役。如建武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东汉初，因战费等支出浩大，田租征收十分之一 后减轻赋税，恢复到西汉时期的三十税一政策等。
——摘编自钱穆讲授、叶龙整理《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班正皇帝为了使财政状况好转，为了“裕国”“安民”，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他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他反对在解决财政困难时，把“裕国”与“安民”对立起来的作法、他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能安民方能裕国”。雍正帝解决财政困难的基本方法是开源节流。其开源的主要措施是重本务农以增加田赋收入，解决民食；通商裕国，即使国课增加，又方便百姓。雍正皇帝反对“困商”“累商”，而主张“通商裕国”，“通商便民”。班正帝曾三令五申各税关不得多方勒索，分外苛求，以利商业的发展。他说：“国家之设关税，所以通商，而非以累商，所以便民，而非以病民也。”
——摘编自马博《大清十二帝》第三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光武帝改革的背景和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光武帝改革相比，雍正帝改革的不同之处。
材料一 中国的儒家世界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具有内向性的社会。中国的这种内聚性，并非当时才有的一种新现象，它从数千年前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起就有了，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实际上，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未曾中断的文明。
——摘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册
材料二 共产党执政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怎样治理国家，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艰巨课题，也是毛泽东艰辛探索的课题。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走出了一条和苏联、西方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的、具有独创性的国家治理道路，开创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探索和创新。
——摘编自2019年11月1日《中国组织人事报》江宇《毛泽东如何探索国家治理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百年动荡。在新旧交替的特殊时期，新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能给人民带来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心揣愿景，在探索契合新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上付出了巨大努力，促进了新中国的安定团结与恢复发展，亦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启示。
——摘编自2020年02月06日人民网季春芳、李正华《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归纳影响中国文明具有内聚性和连续性的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道路模式，至少从两方面进行分析解读。
材料一 龙图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它经过了以下演进历程（如下表）
| 时期 | 特征 | 代表图像 |
先秦 | 春秋战国时期的龙继承了前代龙所具备的沟通天地、影响云雨河泽的身份,形成了自由、生动的艺术风格。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龙图像含义多以阴阳交合为主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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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 | 秦汉时代是龙图像盛行、普及的时代。这一时期,龙图像有着气吞山河的大度。龙或作为沟通天、人、地三界的媒介,或作为神仙及墓主灵魂的坐骑,出现在各种艺术作品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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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 ——— 隋唐 | 隋唐时期龙图像具有丰满富丽、强劲健壮的特点,形成了中国传统龙图像的完美形象。同时,也开始出现了限制使用龙图像的趋势,以维护帝王对龙的独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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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 | 宋元时期龙与帝王渐渐合为一体,大量供皇室、贵胄们使用的器物上都装饰有严峻威猛的龙形;元代艺术家对龙图像的改进与设计,迎合了当时社会上淡化龙的宗教含义、强烈追求其审美情趣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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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 | 明清两代是龙图像发展的成熟期,龙成为最高统治威仪的象征,代表着权力与地位,对龙的使用限制更加严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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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自汪田明《中国龙的图像研究》等
材料二 清末龙图像平民化越来越明显，龙的贵贱等级意义渐失，越来越浓厚的吉祥意蕴长存，更多地体现出生活化的气息，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有“龙凤呈祥”“趋吉避凶”“飞黄腾达”之意。1866年清政府首次派出以斌椿为首的考察团游历欧洲，考察团的小轮上悬挂有黄龙旗，并将其作为清国的标识。1888年9月30日，清政府编写《北洋海军章程》，首次在清国正式文件中将黄龙旗称作“国旗”。此后，长方形的黄龙旗代替以前的三角龙旗，在全国、各驻外使馆和华侨中作为清朝“国旗”悬挂。这一时期，黄龙旗在民间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展，民间悬挂“国旗”的意义逐渐突破以往彰显皇家权威的政治性节日的范围。
——摘编自周游《黄龙旗与现代国家想象：晚清的“国旗”、象征与民族主义》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从先秦至宋元时期影响龙图像演进的共同因素。(2)根据材料指出龙图像在清代的变化，并结合所学加以简要评价。
材料一 秦汉统治者采取了诸多措施加强海疆管控，塑造了以海为界的海疆自然实体。宋朝完善唐以来的市舶司制度，招诱蕃商来华，鼓励国内商人出海贸易，还奖励贩洋私商卓有成就者官职；从中央政策制定到地方行政管理，再到民间海商都积极参与海洋经济活动，整个社会弥漫着较为浓厚的海洋经济意识。明清时期欲利用海洋阻断陆地与海上力量的来往，人为制造沿海的“空心地带”以维系政治统治。依靠远离海洋来坚守疆土抵御外敌，即使海上威胁已消除，政府也始终利用其政治权力优势，压制海洋经济的发展，僵化了秦汉以来的海疆安全意识。
——摘编自胡林梅、文绪武《中国古代海洋意识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材料二
| 内容 | 出处 |
| “海运之利有三：曰国计，曰民生，曰海商……古今以兵力行商贾，未有如英夷之甚者！” | 魏源《海国图志》（1852） |
| “至若泰西，诸国夙精格致之学， 创水火机器等法， 而西土 多恃航海贸迁，且军旅战阵亦重水师，于兵船轮船之制，尤属无奇不出，往往为华人耳目心思所未逮。” | 桂林《海防考略》（1873） |
| “帝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而商业势力之消长实 与海上权力之兴败为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 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 | 梁启超《论太平洋海权 及中国前途》（1903） |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近代海洋意识的变化及其原因。
材料一 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前 522一前 486 年)，波斯帝国几经扩张，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大流士一世把波斯帝国划分为 23 个行省，每个行省相当于一个被征服的独立国家或民族。各行省在保障中央的主权和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享有较多的自治权，这些被征服地区“都保留着它们自己的特性、风俗和法律。有些邦国甚至有它们自己的国王；同时每一国都有它的明显的语言文字、军备、生活方式和风俗礼制”。大流士还进行过法典的编纂工作，制定了全国统一的法典，《贝希斯敦铭文》(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的石刻，以古波斯文、新埃兰文和巴比伦文三种文字写就)中多次提到“国王的法律”
——摘编自亓佩成《去代西亚文明》等
材料二 秦始皇废诸侯，立郡县，郡下设县，郡守与县令由皇帝直接任命。县以下设乡、里和亭。秦朝还将人民改称为“黔首”。在政治空前统一的情况下，始皇帝启动了致力于“书同文”的文字整合提升工程，将书体各异的文字校正、规范为小篆，并推出规范文本，颁行全国，同时废除其他异体字。秦统一后，还以商鞅变法以来的秦律为基础，参照六国律，“明法度，定律令”，缘法而治，朝廷希望用律法统一人们的思想，使“万民皆知所避就”。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二比较大流士一世与秦始皇在巩固疆域辽阔的大帝国方面的异同。(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古代世界大帝国建立和巩固的意义。
材料一 清朝形成了参考汉人并考虑后金情况的“参汉酌金”立法路线。皇太极时，法律就已严禁“子告父、妻告夫及同胞兄弟相告”，同时仿明会典建立六部、都察院等机构并制定了相应的组织条例。乾隆五年修订的《大清律例》，除确认满族权益的某些特殊规定外，已成为与明律相同的法典。其中特附的苗疆条例规定：除重罪外，“一切苗人与苗人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归结”。康熙等“五朝会典”与各部院则例则构成完备的封建行政法体系。同时，清朝还颁行了《回疆则列》、《西藏章程》等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专门性立法。
——摘编自张晋藩《中华法系凝结少数民族的法律智慧》
材料二 中国古代法律民刑不分，以刑为主。1901年，清政府发布修律谕旨，次年设立修订法律馆，开始全面修订《大清律例》。不久编成的《大清现行刑律》，试图将“刑”与部门法分离，废除了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等传统酷刑，增加了“妨碍国交罪”、“妨碍选举罪”等新罪名。1908年，以日本《明治宪法》为蓝本的《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实行二元君主制。至1911年，《钦定大清商律》、《破产律》、《大清民律草案》等相继制订。
——摘编自王云霞《借鉴与移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朝前期的立法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晚清立法的发展趋势及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