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代国际法虽然确立了国家主权独立，平等等原则，然而“非文明与半文明”的殖民地、附属国却无法享受这些原则的保护。在欧洲大国的主导下，近代国际法确立起保护关系，租借地、势力范围等原则，这些原则成为列强殖民扩张和统治的重要法律依据。
——摘编自常大毅《从法的性质看国际的本质》
材料二 二战后，国际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法律”，应用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国际法领域的租借地、势力范围等原则被废除。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获得极大发展，在经济和文化领域订立了大量国际法规。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公平、合理、互利”为原则，并推动制定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规。为协调对太空的利用，各国还订立了《外层空间法》。国际法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摘编自谢晓庆《论国际法的历史发展与展望》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近现代国际法的发展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二战后国际法发展的作用。
材料 在五四时期，关于中国文明如何复兴问题，知识者主要持三种立场：胡适等《新青年》同人力主全盘西化，服膺欧洲中心主义的普遍文明论；梁启超等人在一战后展开了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希望生成世界新文明；辜鸿铭等传统主义者则决意“归宗儒家”，主张中国文化、文明的世界化。三种文明之间所构成的激烈对抗性，其实是世界范围内围绕现代性所展开的文明冲突的本土表征。实际上，文明不仅是一个社会的物质文化实践的整体性综合，也体现为对于人类未来命运的创造性想象，其目的是无限敞开人类社会发展的多元可能。
——摘编自韩琛《“再造文明”与复古革命世界史上的“五四”》
围绕“再造文明”，任选角度，自拟论题，运用中外历史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正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材料一 1937年4月，新华书店诞生于延安清凉山万佛洞的简陋石窑中。当时的物质条件很差，印刷生产力落后，但出版物的内容却精益求精，定价低廉，绝不唯利是图。而书店招收新人员时，首先要上“为人民服务”这一课。抗日战争时期，新华书店付出了重大牺牲，比如胶东新华书店在1939年的反“扫荡”战斗中，牺牲和负伤70多人；晋绥新华书店三次被日伪军烧毁，在群众支持下一次次重建起来。而后世所称的“新华精神”由此奠基。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确定了这样一条原则——每解放一座城市就要立刻着手办理四件事：开办银行、开办邮局、开办供销社和开办新华书店。据1949年9月的统计，全国已有新华书店735处，职工8100人。
材料二 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为了专业化发展，新华书店的出版、发行、印刷业务分开，新华书店成为专门从事发行的企业，发行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新民主主义论》等政治类书籍大量出版并在新解放区广泛传播；大力发行扫盲课本，还向农村发行《三里湾》《小二黑结婚》《庄农杂志》等通俗读物。1951年，新华书店发行有关抗美援朝的书刊1亿册，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新华书店职工号”飞机一架，高射炮一门。一五计划期间，平均每年新建新华书店门市部400处，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每个县（旗）都建立了新华书店。
——摘编自郑士德、郑北星《中国书业史》
(1)根据材料一、概述“新华精神”的具体表现。(2)根据材料二概括建国初期新华书店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分析新华书店发展的意义。
材料18世纪的中国，缙绅和绅衿成为大中地主的主要来源，他们靠特权积聚财富，其利益同商品生产和市场都不存在直接的联系，至少市场不是他们获取财富的最主要的途径。受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影响，“君子不言利”成为士大夫阶层的共同道德标准。中国封建社会只给读书做官的人以优隆的社会地位，经商致富的人始终得不到社会真正的尊重。从事商业化经营的地主一旦经营致富，便放弃直接经营，转入到出租地主行列：他们常会通过买功名、捐官爵，摇身一变为缙绅地主。
18世纪的英国，政途不是唯一的出路，地主依财产取得相应的政治地位，既可通过经济的手段(主要是作为一个地产所有者)取得社会地位，也可因担任政府高官显职获得爵位，殊途而同归，似乎不存在款优孰劣之分。在商业化的浪潮中，封建领主向地主转化，他们掠夺资源、看重功利和效益，不但经营企业化的农业，而且普遍涉足工商业。作为土地所有者，他们并非仅仪是坐收地租的寄生者，更是直接参与了资本主义农业的改造(圈地运动),而且成为地产改良的重要投资人。
——摘编自徐浩《18世纪中英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1)根据材料，概括18世纪中英两国地主对商业化经营的态度差异。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8世纪中国地主对待商业化经营的态度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宋承唐制，并对科举制进行了整顿与改革，使之更加完善。且宋朝皇帝十分重视选拔文士治国，所以科举取士至宋朝时达到了极盛。两宋时期，进士科共开118科，录取进士42000余人。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在讲武殿亲自主持进士科考的复试，从此确立了殿试制度，使“及第”（考中录取）之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此后又形成了乡、省、殿三级考试。到嘉祐二年（1057年），宋仁宗下诏：“进士殿试，皆不黜落。”自此以后，凡省试合格，殿试就只有名次之别而皆成进士。为杜绝请托舞弊之风，淳化三年（992年）以后，相继制定了锁院、糊名、誊录、磨勘等制度，从而把科举考试基本上建立在了公平竞争的基础上。
——摘编自马茜华《中国古代选官主导方式演变述论》
材料二 明代将中国传统考试制度推向成熟的另一个标志是考试的分卷制度。洪武三十年（1397）三月，科举会试结果是前三名和其他49名进士全部是南方人，北方士人们非常不满，朱元璋命令调查，结果从主考和整个科举程序规范。同年五月，朱元璋宣布重新考试，并亲自阅卷，将61个进士名额全部给了北方。明代发生了“南北榜”事件，成为有南卷与北卷之分的开始，但这还不是分卷制度。明代真正实行分卷制度始于洪熙元年（1425）仁宗命杨士奇等定取士之额，南人十之六，北人十之四。 到宣德、正统间，又分为南、北、中卷，南卷占百分之五十五，北卷占百分之三十五，中卷占百分之十。有明一代始终采取了分卷取录的考试制度。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九卷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科举制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及所学知识，分析从宋到明科举考试录取的变化和明代分卷取录的原因。
材料一 公元7世纪之前，萨珊时代的波斯人与阿拉伯人在商贸、政治以及军事方面的交往，促进了阿拉伯半岛文明的初兴，也为伊斯兰教的诞生和阿拉伯文明的兴起埋下伏笔。倭马亚王朝(661——750年)时期，波斯旧地主阶级在皈依伊斯兰教后，成为倭马亚人管理地方的得力助手，为后者创设情报机构，完成复杂文书工作，皈依伊斯兰教的波斯人扩大了伊斯兰教的传播范围，其在与阿拉伯人的互动和交往中润物无声地传播着波斯文化，从而促使两大民族间的文化彼此碰撞、交流、融合。伴随阿拉伯语的推广，波斯的文人学者开始使用阿拉伯语进行翻译。同时，学校和清真寺培养了不少的波斯学者，他们作为阿拉伯文化与波斯文化交流的桥梁，开始翻译哲学、典章制度等方面的书籍。此次学术活动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为之后更大规模的翻译运动奠定了学术文化基础。
——摘编自李敏《阿拉伯帝国时期阿拉伯文化与波斯文化的交往》
材料二 多重因素相互叠加，促成了阿拔斯翻译运动黄金时代的到来。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是在什叶派和波斯人的支持下以呼罗珊为根据地创立的，其政治制度在继承倭马亚体制的基础上，受到波斯文化的深刻影响，波斯人及其文化全面地进入阿拉伯社会，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传播波斯文明的优秀成果，促进了帝国的发展，同时也在阿拉伯社会的各个领域创造了丰硕的成果。正如有学者所言：“在阿拔斯时期，这些阿拉伯化的波斯人以及接受波斯文化的阿拉伯人，让整个世界充满了学术、格言、诗歌和散文，其创作的作品中带有强烈的波斯色彩。”
——摘编自黄知韵等《阿拔斯王朝翻译运动的历史意义探究》
(1)根据材料，概括波斯人对阿拉伯文化的影响。(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阿拔斯王朝翻译运动兴起的原因。
福建建阳县田赋案
案件起因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李六成接任建阳县知县，因见民间钱粮历年拖欠，前官多致挂误，于是遍访舆情，发现阳邑民田皆系下则（不肥沃），明朝初年每亩只征银五分一厘，后加至七分三厘一丝五忽，赋重田硗（薄），民力难完，以至积逋累累。李六成目击其艰，遂私自下调税额，将已开垦的田地归入未垦荒地，用其征赋来弥补降税之田的差额。
——据《闽浙总督郝玉麟奏陈福建建阳田粮始末酌办清厘征粮册籍折》
案件判决乾隆元年（1736年）十月二十八日，户部大学士张廷玉等经密议后提出处理意见：清朝中央政府放弃已垦荒田695顷余的田赋收入，将向中央上报的奏销册改为每亩征银六分一厘四毫，使其与李六成在1686年私自减则以来的该县实征册科则相符。同时删去本不存在的荒田695顷的记载。并且将该县存在的虚粮八百余两中无从征收的631两余予以豁除。同时针对李六成自行减则及其在赋税征收问题上引起的混乱，决定“罚俸一年”。乾隆帝批准执行。
——据《大学士张廷玉等为请照建阳县册载亩数赋额征收并改正部册事奏折》
学者评价这种处理看起来是十分宽松的，并为今天的史家引为清朝政府对垦复或新辟土地升科条例执行时往往采取宽厚措施的例证。
——摘编自何平《从乾隆建阳田赋案论清代的赋税管理》
(1)根据“案件起因”和“案件判决”，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建阳县知县李六成行为引发的后果。(2)综合上述材料信息，简析清廷采取“宽厚”措施处理该案件的缘由。
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上，由国家力量所主导的荒政体制长期占据主体地位。19世纪下半期以来，随着清朝的国力进一步衰退，其救荒能力急剧下降。一方面，借助新兴事业和新生产力的支持，民间义赈活动的救灾能力和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大批绅商界人士积极参与，形成了以上海绅商社会为中心，针对全国范围内重灾地区开展“民捐民办”的赈济方式。另一方面，西方对华赈灾活动逐渐兴起与发展。1906年，江苏北部遭受水灾，中西人士创设华洋义赈会，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救济行动。
——摘编自朱浒《从一尊到多元：晚清社会救济机制的结构性演变及其意义》
材料二
| 主张 | 出处 |
| 要求由雇主或者国家为受雇群体购买社会保险。 | 《劳动法案大纲》（1922年） |
| “没收土地后，凡无倚靠之老弱残废孤儿寡妇而不能从事劳动者，得由乡苏维埃维持其生活。” | 《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1928年） |
| “老弱残废以及孤寡，不能自己劳动，而且没有家属可依靠的人，应由苏维埃政府实行社会救济，或分配土地后另行处理”。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1931年） |
——摘编自王昉、王晓博《多维认知与多元治理：中国共产党早期反贫困思想研究》
(1)根据材料一，指出晚清时期社会救济机制多元化的表现，并结合所学分析这些新现象出现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谈谈你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反贫困思想的认识。
材料一 百戏是中国古代一种伴有乐舞的体育竞技表演形式。起源于原始生产劳动，并伴随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完善。隋炀帝时集百戏艺人于东都，举行大演出。戏场“绵亘八里”，参演人数“殆三万人”。唐朝大规模扩充教坊组织，设立梨园、宜春院等特别组织，为唐宫廷散乐百戏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盛唐时举行的“大酺”(初名“设酺”，摆宴之意)是大规模百戏表演主要内容，逢节日或帝王生辰用以招待各国使节和各民族首领，演出人员可多达数万，观众数更不可计数。大酺主要集中在长安和洛阳两处演出。节目一般有走大索、手技、飞剑、戏马、斗鸡和压轴戏的驯象、犀牛跳跃等。安史之乱”后，百戏艺人不断远走四方，百戏的主流开始转至民间。
材料二 北宋崇宁大观年间的开封瓦舍中，流行着说书、唱曲、杂剧、杂技等类节目，而以杂技节目最为丰富，如翻跟斗、走索、杂手艺、踢弄、掉刀、口技等，其百戏汇集，表演精彩， “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南宋临安城中瓦舍的著名节目除杂技之外，有杂剧、商谜、游戏等表演内容，还可以演皮影戏，较北宋表演门类分工更细化了。 同时路歧和村落百戏艺人也是较为常见的形象，来自社会下层的路歧人，活动范围十分广阔，多在闹市、街头、广场、集市等临时场所献计谋生。他们表演的节目也丰富多彩。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王韧《流传千年的“百戏图”告诉你古时的演艺活动有多丰富》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指出隋唐与宋百戏艺术发展的异同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宋代百戏艺术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中晚唐时期，韩愈借鉴佛教新禅宗道统，参照《孟子》卒章之说，建构儒家“道统”理论。韩愈在孟荀评价问题上：凡涉及“道统”建构方面的，标榜孟子而贬黜荀子；而在此外的文本言说中，则大致遵循“孟荀齐号”的成说。韩愈认为，只有当封建统治阶层尤其是皇帝真正回到儒家所建立的正统秩序中，才能实现国家中兴。“道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从“道统”的建构方式和过程来看，韩愈以孟子“传道”说为形式依据，以孟子“距杨墨”为关键内容，然而除此之外，甚少涉及孟学其他领域。譬如孟子的“性善”说，韩愈对其似乎无动于衷。
——摘编自张明《韩愈“道统”建构与荀孟地位变迁——中晚唐儒学之变革及结局》
材料二 乾嘉新义理学承清初以降反理学的“黎明运动”，具有一套迥异于宋明理学的意义系统，而与荀学构成意义上的共契。首先，乾嘉新义理学力倡“达情遂欲”说，而荀子的自然人性论思想正与此相契合。其次，荀子的重礼思想则启导了乾嘉新义理学“以礼代理”说的创生。最后，乾嘉学人既持“以礼代理”说，则重学尚知的荀学必为其所崇，因为作为外制度和规范的礼需由“学”方可获致，而与主内在“反求本心”的孟学不相契接。明清易代，经史之学取代心性之学蔚然兴盛，荀子以传经之功获得道统合法性，乾嘉学人遂以荀学为奥援渐次建构起义理体系，这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宋明理学的价值体系。
——摘编自孔定芳、高季红《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的建构》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韩愈与乾嘉学人在对待先秦儒学上的异同。(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乾嘉新义理学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