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以后，前代宗族形态赖以依存的九品中正制和庄园制崩溃了，依据学业的科举考试制度完全确立，代替了门阀士族世袭的选官制，而使社会流动加快。在土地进一步私有化的租佃制和财产诸子均分继承制下，地权转移加快，土地分散，单凭血缘关系难以合族。加强宗族血缘凝聚力、消弭因贫富分化产生的族内矛盾以及确保士大夫家庭长享富贵，成为重建宗族制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宋仁宗时期是宗族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时宋朝统治建立已有七十余年，社会安定，政治上的科举制和经济上的土地私人占有制已确立。在宋代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最初几代士大夫进入权力和财富的鼎盛时期，他们不约而同的肩负起复兴宗族制度的历史使命。
——摘编自常建华撰《中国文化通志·宗族志》
材料二 1050年，范仲淹在苏州买良田十余顷，将每年所得租米赡养宗族，置屋以收贮和发放义米，号称义庄。还设有供族人居住的义宅和供族人学习的义学，可谓教养咸备。同时范仲淹还修有本族家谱。又因其居高官，而有功德寺祭祖。可以说宋以后宗族形态的基本形态范氏宗族均已具备。范仲淹治家甚严，亲定《六十一字族规》和《义庄规矩》，并且专门写《告诸子及弟侄》教育自家子弟。
如“志高远：且温习文字，清心洁行，以自树立。平生之称，当见大节，不必窃论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清白吏：京师少往还，凡见利处，便须思患。老夫屡经风波，惟能忍穷，故得免祸。”
——《告诸子及弟侄》
“厚人伦：家族之中，不论亲疏，当念同宗共祖，一脉相传，务要和睦相处，不许相残、相妒、相争、相夺，凡遇吉凶诸事，皆当相助、相扶。”
——《六十一字族规》
“睦四邻：礼义勿疏狂，逊让敦睦邻。敬长与怀幼，怜恤孤寡贫。”
——《范文正公家训百字铭》
(1)根据材料一，分析北宋宗族制度重建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范氏宗族建立的影响
材料一 宋代监察制度相比唐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宋代谏官不仅在谏诤对象上由皇帝转向大臣，而且也拥有对百官的监察之权了。北宋初年，宰相有推荐和任用台谏官的权力，后来逐渐改为台谏官由皇帝亲自任命，而且就连宰相推荐台谏官的权力也被剥夺了。宋代别置谏院，成为独立的中央谏官机构。而在路一级设置监司三官，并辅之以通判、走马承受和安抚使。但是朝廷利用监司监察地方官还嫌不够，又辅之以走马承受和通判，并让他们互相监察。利用台谏官监察监司官，又利用台谏官监察宰执大臣和京师百官，利用尚书省牵制台官。……凡宰相每有作为，台谏便议论纷纷，以致很多有所作为的宰相“志未伸，行未果，谋未定，而位已离矣”。南宋以后，台谏官多为权臣如秦桧、史弥远等人所操纵，成为他们专权和排斥异己的工具。
——摘编自吴敏《宋代监察制度初探》
材料二 自1926年起，中共中央就颁布了一系列惩罚贪污腐败的法纪法规，同时，中共也注意把党内监察与自我教育结合起来。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成立，在所辖的各省县区逐步设置了相应的监察机构，苏区专设了控告局，并组织突击队及时清查群众举报的问题。而此时共产党内仍有自己的监察机构一—中央审查委员会。中共党内监察不仅包括党风党纪情况，还涉及到经济、财务、会计等方面。……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为此中共监察机关开展了反腐倡廉和反奸反特等工作，认真监督每位党员严格遵守党纪法规，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
——摘编自徐行、周巍《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监察机制述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朝监察制度发展变化的表现并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监察机制的特点及其作用。
材料一 据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统计，从咸丰末年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刊印各类西书共353种，其中科技类译著不下300种。这些科技译著涉及当时西方科技的各个领域，如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以及冶炼、化工、开采、纺织、医疗等。西方科学界的各种学说也被介绍到中国，如太阳黑子理论、生物进化学说等。牛顿、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等科学巨匠，逐渐为国人所了解。
20世纪初，中国科学社、中华工程师学会、天文学会等先后成立。1912年，詹天佑发起成立了“中华工程师会”，会员涉及各个领域，詹天佑要求他们“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20世纪20年代初，胡适谈到：“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材料二 1953年2月至6月，钱三强率领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建立了两国科技界之间的对口联系。1954年10月，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决定在互相提供科学技术资料、互相聘请技术专家、互相接受实习生和留学生、互相接待技术考察专家等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关系。苏联政府先后派遣了800多位专家到中国任教，帮助中国高等院校开设新专业150个，建立实验室500多个。从1950年到1953年，我国派出留学生和研究生1700多人去苏联，1954年到1956年，又派出留学生4600多人、研究生1200多人去苏联学习。这批留学人员，后来成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骨干。
——摘编自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近代前期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状况及其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苏联发展科技合作关系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近现代科技事业发展的启示。
材料一 西方国家对于中国考试制度予以适应性改造，并添加了许多现代元素，使之逐渐发展成为当今通行世界的文官制度。考试内容灵活多样，兼顾通才与专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建立了通专人才相结合的新体系，可以满足不同部门的需要，以使每个职位都可获得最佳人选。在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中，功绩制是重要原则，公开考试与择优录取，都是这项制度的重要内容。正是由于功绩制原则的确立，克服了西方传统的恩封制与“政党分肥制”带来的种种弊端，打破了论资排辈的晋升法则，代之以资历年限、升级考试成绩、年终考核成绩各种因素综合考查的办法，使西方文官从录用到升迁都相对公开公平。
——摘编自李永强、马慧玥《论中国科举制度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影响》
材料二 在英国，国家试图对文官队伍加强政治上的控制，撒切尔夫人更是将“政治态度”作为选拔高级文官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自20世纪80年代初到1987年，白金汉宫中的40位常任次官和135位副常任次官，大多数是由撒切尔夫人与其大臣根据他们的政治倾向而任命的，文官的政治中立原则被其所摒弃。美国总统为了推进行政改革的进程，往往利用政治任命官员，从而加强了对文官系统的控制。在澳大利亚，政治家与官僚之间及官僚内部的权利再分配，强化了对文官的政府控制。在日本，绝大部分政务官是通过事务官进入政府，特别是政府首脑，大多数都有过从事事务官的职业经历。至1972年，日本20世纪出任首相的35人中，只有5人没有担任事务官或军官，因此，有人认为日本是文官收买了政党和政府。
——摘编自秦勃《两官分途：西方文官制度一个基本原则的生成与嬗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国家对中国考试制度进行改造的表现及其影响。(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文官制度发生的变化及其影响。
材料一 北齐法律将十类“犯上作乱”的罪行作为“重罪十条”，置于律首。隋朝略作增损后，正式以“十恶”的罪名订入法典。后经唐入清，相沿未改。所谓“十恶”为：“谋反”，图谋危害国家；“谋大逆”，图谋毁坏宗庙、皇陵、宫阙；“谋叛”，背叛朝廷；“恶逆”，殴、杀丈夫及家庭尊长；“不道”，以残忍手段杀人、害人；“大不敬”，偷盗皇室祭器和御用物品，因失误危及君主安全等；“不孝”，咒骂或弃养父母、尊长；“不睦”，殴、杀近亲尊长；“不义”，属员杀长官、学生杀老师、士兵杀军官等；“内乱”，家族内乱伦。
——摘编自王立民《中国法制史》
材料二 礼法和历史是古代中国人关于社会、国家管理治平之术的两大支柱。礼法团聚的社会是稳定的。因而自唐以后，王朝变换的速度放慢了，改朝换代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分裂的时间缩短了。道统礼法精神一向要求志于君父的人做到“父有过则隐，君有过则谏”。事实上，王朝设置谏官和察官来评价、监督朝廷的政治决策与政府行政，其中也包含对君主个人行为的礼制制约。君主的行为与表现出的个性应该和制度的现实与理想的观念相一致。中国古代特别是唐宋以后，有为之君多为开国皇帝，而他们各自的后代，平庸之辈不乏其人，但却少有专横、任性、暴虐之人。君主授权的科举制、职业官僚制和监察弹劾制一整套文官制度是维系礼法社会一统和民族认同趋势的制度性力量。
——摘编自李宝臣《礼法社会的政治秩序——唐宋以来民族认同史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重罪十条”的特征及影响。(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述中国古代的“礼法社会”。
材料一 无论是来自欧洲文明的国际法，还是其他非西欧文明下的各种国际法律规则体系，从其本源来看并不具有人类社会全体的共有性质。国家主权和平等的理念在当时并不具有普适性，并非生来具有全人类共有文明的性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无直接关联。这里所说的“普适性”是指普遍适用、为世界各国所接受的法律规则和制度，国际法的普适性即国际法能够为世界各国所接受、遵守的现象。为什么唯独建立在欧洲文明基础之上的国际法最后取代了其他非欧洲文明的多种国际法律规则体系，成为世界唯一的国际法律规则呢？如果我们考察其历史，就会发现作为法律文明一部分的欧洲国际法在推广和普及的过程中，其手段和方法并不一定是文明的，有时还伴随着武力与殖民。
——摘编自何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国际法史与文明互融》
材料二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法成为实现国际社会基本秩序的重要承担者。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为了维护一定的国际秩序，国际法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需要为国际多边主义行为或多极格局提供更多的制度性保障。国际法所调整的对象也已经由军事和外交等高级政治领域向经济、社会、环境等低级政治领域的不断扩展，同时，基于全人类整体利益的增加，国际法的规则的制定越来越呼唤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尊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关切，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保护全球化时代全人类的整体利益。
——摘编自李伯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法的角色定位、价值因应与制度供给》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国际法的主要特征。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当代国际法发展的原因和意义。
材料一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在追述《中外公报》之缘起时所说，“甲午丧师之后，国人敌忾心颇盛，而最初着手之事业则欲办图书馆及报馆”，一时间“行省报馆如鲫”。纵观戊戌维新时期创办的报刊，无一不以“救亡图存”相标榜，翻开这一时期新兴报刊之政论，哪一篇不以民族危亡相砥砺？“哀哀长鸣，血泪盈简”，《湘报》就是一例。诸如“大危可危”“大局日危”“俄占金州”“日人要挟”“德人又索地”等这类题目的报道，几乎天天都有。
——摘编自徐柳凡等《戊戌维新时期报刊勃兴之原因及其特点》
材料二
| 报名 | 创刊年份 | 创办人 | 报刊宗旨 |
| 《湘报》 | 1898 | 熊希龄、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 | 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 |
| 《湘学新报》 | 1896 | 江标 | 思以体用赅贯之学，导湘人士 |
| 《清议报》 | 1898 | 梁启超等 | 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 |
——摘编自刘斌《嬗变与转型——晚清启蒙运动与报刊现代化互动关系透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戊戌维新时期创办报刊的意义。(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维新运动时期报刊创办的特征，并分析维新派以创办报刊为主进行思想启蒙的原因。
材料一 通过行为体参与度、规范完备性和惩戒机制的有效性这三个指标可较为全面客观地衡量一个国际秩序的完整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可判断该秩序是否成熟或成功。需要特别指出，从国际秩序的历史实践看，主导性国家特别是大国参与国际秩序至关重要，否则国际秩序就难以成功。 国际秩序确立的规范越能满足实现秩序的目标尤其是主要目标，这一国际秩序就越完备，反之同理。此外，如果对体系内行为体违反国际规范的阻遏效力不足，则国际秩序难以有效运行。
——摘编自邹治波《国际秩序的评判研究》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有了更大的提升，与国际体系的良性互动更加积极。此时的国际环境相较于以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既有国际秩序处于失调的状态下，此时中国对国际秩序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引领者”。对国际秩序的构想不再只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一步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更加明显。
——摘编自高晗《中国国际秩序观变迁研究(1982—2018）》
(1)有学者认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一个不完备、不成功的国际秩序，雅尔塔体系则是一个较为完备和成功的国际秩序。评述该学者的观点。（要求：赞成、反对该观点或另有补充均可，并结合材料一的全部或部分标准阐述理由。）(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对新型国际秩序的构想，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具体实践。
材料 中华文明具有五个突出特性：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其中的前三个突出性，是就中华文明的自身发展而言；后两个突出性，是就中华文明对世界发展的贡献而言。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过程及其深远影响，正全面贯穿了这五个突出性。“多元一体”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家国观”“中国观”保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多元一体”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天下观”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和平性。
——摘编自江林昌《中华文明史上的“多元一体”格局及其深远影响》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华文明的特性”提炼观点，并加以阐释。（要求：可以就中华文明的一个或多个特性进行阐释，观点正确，论证充分，史论结合，表述清晰）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2014年6月22日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材料一 隋炀帝因为要游幸江都而开凿的运河，完成不久之后，由于历史上其它因素的影响，在此后的六百多年内变为唐宋帝国的大动脉……唐代，江淮一带更为富庶，工、矿、农、林等生产事业都有飞跃的进展，农业的生产尤为发达，从而成为全国财赋之区。到了宋代还是有增无已的继续发展下去。可是，军事政治的重心，由于地理与国防的关系，却仍旧留在北方。
——摘编自张伟保《唐宋帝国与运河》
材料二
元代在开创漕粮海运的同时，还相应实行商贸及官民水上南北交通以河运为主干的体制。利用京杭大运河航道，“海外诸番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
大运河开凿运行堪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成就，“是中华民族文明发达的象征和杰作，是人类史上的奇迹”。在古代中国诸多巨大工程行列，唯有大运河能够和大禹治水相提并论。防御游牧铁骑的万里长城，虽然在国内外声名远扬，但就其对国计民生的综合功效而言，却明显逊色于大运河。至于秦始皇陵、明清宫殿皇陵等大工程的劳民奢靡，其正面效益更是与大运河有天壤之别了。
——摘编自李治安《大运河的漕粮北输与中近古南北社会发展新论》
(1)根据材料一、说明大运河成为“唐宋帝国大动脉”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元朝大运河与隋朝大运河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大运河的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