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初，美、苏两国就核问题愈加频繁地接触，开始着手建立关于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国际秩序。1963年出台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美、苏两国围绕核利益的博弈，首次达成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军备控制协议。《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并不限制美、苏、英三国继续核试验，也不禁止地下核试验。条约把停止核试验同全面禁止核武器完全分开，并且使三个核大国继续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合法化。同时，美、苏两国不仅可以随意对本条约提出符合本国要求的修正案，而且能随时退出此条约。很明显，条约并不妨碍美苏进行核扩散、扩充核军备、实行核威胁，也无法约束美苏核讹诈行为。
——摘编自王仲春、夏立平《美国核力量与核战略》
材料二 中国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但是，面临美苏核垄断和核威胁，发展核武器是实现自身独立自主的重要举措。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了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研究了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1957年7月28日，在周恩来的建议下成立了原子能事业部。1958年，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中国要在十年内发展核武器，将制造原子弹、氢弹和洲际导弹。1961年7月，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原子能基础产业的若干决定》，宣布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发展支持核力量，积极从人力、物力以及工作安排上优先支援核工业建设。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一朵耀眼的蘑菇云，在新疆罗布泊的沙漠中腾空升起，“东方巨响”震惊了世界。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实质，并分析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核武器研发的特点，并分析“东方巨响”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早在先秦时，人们就已将“诚”和“信”联在一起教化人，严律于己了。中国古代的各种契约关系，正是建立在这种道德规范和思想基础之上、靠诚信来维系的各种人际之间约定的关系。由秦汉到魏晋，租佃券约只写明租佃双方姓名、年月、亩数，租额、租期：魏晋已后，至唐五代，券契文字愈益丰富，从固定租额的明确，交租时间和质量的保证，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责任，违约受罚的规定，保人对契约内容的担保等，都具体写进了契文，使得租佃契约完善化。宋元以至明清，租佃契又逐渐趋于简约化，没有了交租质量的保证，也省去了违约受罚的各种规定，许多保证人的签押被一名“保人”或“中见人”所代替，或者干脆省去，使得租佃契约走向一种新的简约化模式。
——摘编自也小红《中国古代契约发展简史》
材料二 中国很早以来就有重视契约的传统。《周礼》云：“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到了秦汉时代，土地交易日趋频繁，土地买卖契约包括标的、价格、证人等内容。当时的契约具有诉讼书证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开始成为契约的主要载体。北魏以来，在广大的中原地区，土地买卖开始受到限制。唐代的法律对土地买卖设定了很多前提条件，口分田等在原则上禁止买卖，现存的唐代中前期的敦煌文书中很少见到土地买卖文书。到了唐代中后期，特别是吐蕃占领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文书中又开始出现了土地买卖契约。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始收民印契钱，令民典实田宅输钱印契，税契限两月”，改变了以往田宅交易买卖双方都要纳税的规定，正式确立卖主立契、买主税契的土地买卖制度。此后，土地买卖空前活跃。成书于南宋的《名公书判清明集》有云：“交易有争，官司定夺，止凭契约”。
——摘编自阿风《中国历史上的“契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契约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契约的发展历程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材料一 1896年1月，上海强学会遭封禁后，黄遵宪“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亦以报馆为倡始”。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正式创刊，梁启超任主笔，设有“论说”、“恭录谕旨”、“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西电照译”等栏目。黄遵宪非常自信地向友人表示：“吾辈事期必成，非阻力所能阻。”直到1898年8月停刊，《时务报》共出版了69册。
开创《时务报》的资金来源，在张之洞名下的占半数以上。开办之后，张之洞又下令按时拨款。并称誉《时务报》 “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妙，拜以此札伤治下各州县购读”，同时要求报馆向“文武大小各衙门”乃至“各局各书院各学堂”按期足数寄发。他将仿札登载在《时务报》上，公开表明支持态度。紧踵其后，便有数省官员起而效尤，纷纷“通札各属及书院诸生悉行阅看，或令自行购买，或由善后局拨款购送”。
——摘编自黄升任《黄遵宪与<时务报>》和陈长年《从<时务报>看张之洞与维新派的关系》
材料二 中国同盟会建立后，孙中山等人就着手创办自己的机关报，曾决定将正在刊行的由宋教仁创办的第2期《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其机关报。但由于该刊第2期中有一篇抨击日本侵华野心的文章，杂志被日本内务省下令“押收”。同盟会便决定停刊，别起报名，另行出版。1905年11月《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到1908年冬被日本政府封禁，至1910年初在日本秘密印行两期后停刊，共出了26期。在前后5年时间里，有一套自己的经营方式：首先是依靠社会捐款和同盟会拨给经费出版。其次，《民报》创刊之初，发行工作靠同盟会员的革命热情去义务完成。此外，《民报》创办初期并不重视广告业务。
——摘编自王业兴《<民报>的创办与20世纪初年的社会思潮》
(1)根据材料比较《时务报》与《民报》的主要不同之处，结合所学分析《民报》与前者不同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时务报》和《民报》的共同影响。
材料一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獗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
——摘编自《魏书·续纪》
材料二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奇首生都苍山，徙潢河之滨。传至雅里，始立制度，置官属，刻木为契，穴地为牢。让阻午而不肯自立。懿祖生匀德实，始教民稼穑，善畜牧，国以殷富，是为玄祖。玄祖生撒剌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是为德祖，即太祖之父也。
——摘编自《辽史·太祖本纪》
材料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两段史料在追溯族源记述上的共同特点，并分析其目的。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以文字形态为参考，分析北魏与辽对中原文化态度的异同。
材料一 阿拉伯帝国政权机构完善，在哈里发以下设各部大臣，辅佐哈里发分掌行政、财政和宗教等方面的事务。其中以掌管财政、税务的部门最为重要。地方行政方面，全国分为9省(后来改为5省),行省总督称艾米尔，由哈里发任命，掌全省军政大权，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另有税务官掌全省的税收，直接对哈里发负责。行省的宗教首领由总督或地方法官兼任。大法官通常从宗教学者中选拔，除办理案件外，还负责管理宗教基金及孤寡的财产等工作。
——摘编自赵永伦《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统治初探》
材料二 (阿拉伯帝国)呼罗珊总督在中亚扶持自己的傀儡政权，实行顺之则抚逆之则灭的政策。布哈拉女王哈吐思就是阿拉伯人武力扶持的一个政治傀儡。阿拉伯人在征服过程中，每征服一地，就以原有的城市作为统治据点，然后以部落为单位将阿拉伯人分别安置在各个城区内，这些阿拉伯人既占有土地，还可领取丰厚的年金。屈底波征服中亚地区以后，以武力为后盾，命令河中地区居民让出一半房屋给迁入中亚的阿拉伯人定居。他把布哈拉城划分为阿拉伯区和布哈拉居民区。阿拉伯人极力维护中亚地主贵族德赫干的利益，拉拢这些地主贵族为阿拉伯人服务。阿拔斯王朝为了巩固在中亚的统治，又鉴于中亚当地贵族是推翻倭马亚王朝的同盟者，决定让这些贵族参政。从曼苏尔到哈伦·拉斯德时期，河中各地区基本上由当地封建贵族，主要是出身于中亚古老文化中心巴里黑的巴尔马克家族和萨曼家族出任宰相(瓦齐)进行管理、
——摘编自[英]穆尔《阿拉伯帝国》
(1)根据材料一分析阿拉伯帝国的国家机构特点。(2)根据材料二.概述阿拉伯帝国对中亚的统治措施。
材料一：农业是历代私有制国家赋税收入的主要来源，历代统治者无不把“令民归心于农”作为“治国之要”。早在商鞅变法时，秦孝公就颁布法令：“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者多，复其身”。唐宋以后，随着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土地占有矛盾日趋加剧，封建国家日益重视荒地的开垦，例如，洪武二十八年，明政府下令：山东、河南农民“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康熙十二年规定：“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俱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除上述目的外，历史上还有因“凡水旱虫霜为灾，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民产子，复勿事二岁”而减免赋税的情况。
——摘编自刘德成《中国古代减免赋税析论》
材料二：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开始建立税收制度，不过主要由富有阶层承担，一般民众的税负很轻。土地税征收中“贫农中农税轻，富农税重，雇农及红军家属免税”。营业税按照商业资本大小及盈余多少征收统一的累进税，资本在百元以下的群众合作社以及农民直接出售剩余产品的都实行免税政策。关税一般是轻税或者免征，一切货物在边境纳税之后通行全苏区不重复征税。中国共产党没有完全依靠税收，而是采取“取之于己”的方针：一是红军公田收入；二是来自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手工业收入；三是发展经济，开展生产建设。
——摘编自赵云琪《从历史视角看中国共产党“轻税于民”的税收政策》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国古代政府减免赋税的共同原因。(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中国共产党税收制度的特征，并简要评价中国古代政府与近代中共减免赋税的做法。
材料一 巴黎无产阶级深刻认识到资产阶级议会在运行中已日益蜕化成资产者、官僚进行权力争夺和瓜分财富的场所。在巴黎公社成立后，巴黎无产阶级彻底抛弃了虚伪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致力于建设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民主形式的政治机构。在进行政治制度建构时，巴黎无产阶级认识到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立的设计只是资产阶级分割国家权力的理由，主张在无产阶级政权里所有权力归之于人民，故认为应由人民统一掌握立法权能和行政权能。
——摘编自胡剑《巴黎公社的制度建构及其当今镜鉴》
材料二 巴黎公社于1871年4月16日下令对被厂主停工的工厂进行登记，并制定计划：“把这些工厂的原有工人联合成合作社以开工生产，同时还要把这些合作社组成一个大的联社。”公社委员会认识到社会生产力是进行一切革命事业和建设工作的基础，指出应着重组织一切可以组织起来的生产资源。巴黎无产阶级已经开始理性思考如何对待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生产资料这一问题，对社会生产资料进行登记并合理利用。在社会生产资料的运用和治理上，公社委员会开始采用计划指导、计划指令的方式对经济生产进行干预，开始对原先分散的社会生产部门有计划地组织，意图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上的无序状态。
——摘编自曾文正《论巴黎公社管理制的特点、内容和意义》
(1)根据材料一、指出巴黎公社建立无产阶级民主政治机构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巴黎公社采取的经济措施。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巴黎公社的政权建设。
材料一 秦汉至明清，与封建社会治乱更迭对应，黄河流域的移民总体上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盛世中心向周边的外移，目的多为中原王朝扩张势力。或者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引发黄河中下游地区战乱，权力中心南移带动大规模汉人南迁。北魏是最早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而北魏孝文帝迁都改制是全面模仿黄河中下游地区文明的典型例证。1127年的靖康之乱使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民又一次大规模迁往南方，使南方人口第一次超出了北方。随着北方大量劳动力和先进垦殖技术的南迁，原先的“蛮荒之地”大都变成了“鱼米之乡”，在风俗习惯上南北方互相融合，经济上南强于北的局面完全确立。各个内迁的非汉民族几乎无一例外地接受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各民族创造的文化成就。
——摘编自穆冬霞《古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移民规律、动因与影响》
材料二 19世纪出现了华人移居东南亚的高潮，同期大量欧洲人也涌入美国。东南亚等地锡矿的开采和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的种植逐步被纳入资本主义市场，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愈发迫切。此时的美国工业蓬勃发展，有着较为优越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并且美国移民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其通过鼓励移民法、采用高工资吸引移民等积极的移民政策。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造成中国自然经济解体，致使东南沿海地区许多农民失去土地，许多贫苦百姓只能出洋谋生，多数华工是在政府组织、“中介”欺骗、殖民地“绑架”等情况下前往的东南亚。欧洲大陆的政治和宗教迫害，使得大批移民迁往美国，但欧洲人前往北美最主要的方式是自由通过海运前往。现在的东南亚和北美早已烙上了中国和欧洲的印记。
——摘编自杨丽莎范茏《华人移居东南亚与欧洲人移居北美的异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黄河中下游地区移民的主要特点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华人移居东南亚与欧洲人移居北美的异同。
材料一 中国古代王朝的存在与繁荣或者建立在农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或者能够从外部获得稳定可靠的粮食供应，否则便会危机四伏。因此历代帝王都把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粮食供给作为立国之本，从政策和法令上予以保证，制定基本的土地政策和赋税政策。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遇到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力就会受到极大破坏，因此，历代王朝都建立基本的社会救助和保障措施，使广大农民得到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接济，度过危机，重新投入到农业生产中，这就是义仓和常平仓的设置。
——摘编自杨海民《中国古代粮食生产管理研究》
材料二 隋代的粮食仓储有了很大发展，据《隋书·食货志》记述：“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邰、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炀帝时又在河南巩县东南原上置洛口仓，在洛阳北置加洛仓，这两个仓城共可储谷2600万石，足见隋代储积粮谷之多。从仓储形式上看，义仓的普遍兴建成为隋代仓储的一大特点。义仓的设置，对百姓确有好处，特别是设在乡间的义仓，不受州官控制，有灾时开仓较为方便，避免了官府赈给不及时的弊病。
——摘编自吴宾《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政府保障农业生产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分析隋朝粮食仓储的特点。
材料一 秦汉统治者采取了诸多措施加强海疆管控，塑造了以海为界的海疆自然实体。宋朝完善唐以来的市舶司制度，招诱蕃商来华，鼓励国内商人出海贸易，还奖励贩洋私商卓有成就者官职；从中央政策制定到地方行政管理，再到民间海商都积极参与海洋经济活动，整个社会弥漫着较为浓厚的海洋经济意识。明清时期欲利用海洋阻断陆地与海上力量的来往，人为制造沿海的“空心地带”以维系政治统治。依靠远离海洋来坚守疆土抵御外敌，即使海上威胁已消除，政府也始终利用其政治权力优势，压制海洋经济的发展，僵化了秦汉以来的海疆安全意识。
——摘编自胡林梅、文绪武《中国古代海洋意识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材料二
| 内容 | 出处 |
| “海运之利有三：曰国计，曰民生，曰海商……古今以兵力行商贾，未有如英夷之甚者！” | 魏源《海国图志》（1852） |
| “至若泰西，诸国夙精格致之学， 创水火机器等法， 而西土 多恃航海贸迁，且军旅战阵亦重水师，于兵船轮船之制，尤属无奇不出，往往为华人耳目心思所未逮。” | 桂林《海防考略》（1873） |
| “帝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而商业势力之消长实 与海上权力之兴败为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 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 | 梁启超《论太平洋海权 及中国前途》（1903） |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近代海洋意识的变化及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