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遗产税亦称继承税，于清末民初引入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郭嵩焘等驻外使节较早地了解了西方国家开设的遗产税情形，并传递给清政府高层。1901年，张之洞会同刘坤一，建议清政府实行遗产税，提出如中国能办（遗产税），即使为英国二十分之一，亦有五六百万银元财政收入。1910年，梁启超将遗产税视为“最良之税则”，批评清政府未能实施这些“足以均贫富之负荷者”的税制。民国建立后，为获列强认可，北洋政府承认清政府历年战争赔款和外债，财政亏空严重，遗产税的筹设也有了较大推进。首任财政总长周学熙将遗产税等新税目归入国家税项，熊希龄任财政总长时，将遗产税列入三年度财政计划；与此同时，相关部门着手制定遗产税的具体系例和实施细则，规定遗产税征税范围、起税点和税率层级，等等。但是当时中国并不具备开征遗产税的社会经济条件，最终不了了之。

——摘编自雷家琼《清末民初遗产税的引入》

材料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财政状况很不理想。北洋政府欠各国款项及利息叠加致使南京政府不得不向各国借款来缓解财务紧张状况，因此出现了旧债加新债的财政局面。中国的盐税主权因偿付外债的需要而步步丧失。加之历史上盐税征收很重，盐税及附加税截留不断增加，这些都成为实施盐税改革的社会条件。因此改革盐务机构、颁布新《盐法》、统一盐税税率成为改革的主要方向。虽然新《盐法》看起来具有改革精神，但直到抗战前期，也没有确定具体实施的日期，最终流于一纸空文。

——摘编自纪秋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盐税改革评析》

材料   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在即，中国迫切希望得到英美的支持，在华盛顿会议上解决山东问题，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该问题。但日本要求直接与中国谈判，抵制将山东问题列入华盛顿会议。美国希望山东问题得到解决，但又不希望这一问题在会议上提出而影响其主要战略的实施。日本政府获知美国的态度后，提出“特定国间问题”，向中国驻日公使表示，山东问题要在会前解决。中国政府在确知美国的态度后，不得不改变主意，原则上接受了美国会外讨论山东问题的主张。最后，在美国的设计下，对讨论山东问题作了在华盛顿会议的“边缘”进行会谈的安排。1922年2月4日，中日双方正式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至此，华盛顿会议围绕中国主权问题争执的“边缘”谈判宣告结束。

——摘编自吴正俊《华盛顿会议关于山东问题的会议“边缘”谈判始末》

材料 秋瑾于1877年在厦门出生,幼就读于家塾,天资颖慧,刻苦好学。1891年,其父秋寿南被聘为台湾抚文,她随父亲前往台湾,后目睹了甲午战争清政府的惨败,对此痛心不已。1896年,秋理与王子芳在湘潭完婚,期间维新派人士在长沙建组织、办报纸,大力宣传变法、禁止缠足、民权、平等等进步思想,推行新政。1903年王子芳官户部主事,秋瑾随之赴京,接触到更多的新书新报,视野更加开阔,思想也更加活跃。1904年冲破封建家庭的阻扰到日本东京留学,1907年谋取革命起义失败后英勇就义。秋瑾十分重视妇女的教育问题,她的女权思想提倡女子走出封建家庭,进入学堂,接受文化教育,学习工艺,以谋得自立的基础。在秋瑾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之下,有一批妇女纷纷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加入革命队伍。

——摘编自廉红燕《秋瑾女权思想研究》

材料   14世纪后半期至15世纪前半期是法国人与英国人交战的民族战争时期，快速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到，法国社会各阶级如何同心协力参加到斗争中去，封建贵族、市民甚至农民的爱国热情何等高昂。法兰西民族性的形成就这样开始了，国王的战争推动了国王的时代来临。查理六世的时代，法国建立了常备军，成立了以职业兵组成的骑兵部队和弓箭步兵队。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偶尔征收的人头税，变成了永久性的税项，这大大有助于政府的正规化和增强力量。议会的数目增加了，巴黎的议会在司法管理及其政策制定方面大大加强了重要性和坚定性。就这样，在构成政府实质的军事、税务和司法方面，15世纪的法国具备了前所未有的长久和正规的性质。公权肯定无疑地取代了封建组织的权力。

——【法】基佐《欧洲文明史》

材料   女真人兴起于白山黑水，生活方式兼有渔猎、农耕和畜牧三种形态，与汉民族相对接近。金朝初年，随着军事扩张，女真人逐步向长城以南和中原迁移。同时，改变女真旧制，全盘采用汉制，实现了政治体制的一元化。实质性的汉制改革是在熙宗朝进行的，内容极为广泛，涉及中央职官制度、地方行政制度、法律制度、勋爵制度、礼制、仪制、服制、历法、宗庙制度等等，“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海陵王时期，金朝正式移都燕京，改为中都，确立了汉地本位政策。金朝诸帝中，自熙宗以下都具有相当高的汉文化素养。金朝中期以降，汉化进程潮流澎湃。世宗和章宗时代，统治者曾进行过女真文化复兴运动，但以失败告终。金朝亡国以后，社会上流传着“金以儒亡”的说法，认为汉化彻底改变了其传统的生活方式，养成了懒惰奢靡、耽于逸乐的生活作风，彻底销蚀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给大金王朝的国运兴衰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

——摘编自刘浦江《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

材料：冼夫人，名英，高凉郡(今茂名市境内)人，生于梁代(公元512年前后)，其家族世代为俚人部落首领。冼夫人自小贤良聪颖，武艺超群，善行军用兵，少年时代就得到远近部落的拥护，连海南岛的1000余峒俚人也慕名归附。其后与汉人高凉太守冯宝联姻，协助冯宝处理政务，并在部落中大力推行法治，改造俚人旧俗，“人莫敢违”。她“每劝亲族为善”“信义结于本乡”“诫约本宗，使从民礼”，出了以“善”为旨归的“仁爱”施政主张，在俚族社会里推行汉民之礼。梁太清三年(公元549年)，高州刺史李迁仕暗通侯景叛乱，冼夫人果断发兵协助平息。冯宝死后，岭南大乱，冼夫人利用自己的威望劝服各部落首领。维护了社会安定。公元589年，隋灭陈，冼夫人审时度势、顾全大局，迎接隋军进入岭南，让岭南归入隋的版图。后番禺王仲宣起兵反隋，“诸州跟叛”，冼夫人出兵平叛，“所到之处，闻风归顺”。岭南得以重新统一和安定。由于冼夫人功绩昭著，隋曾敕封为“石龙郡太夫人”“宋康郡夫人”，《隋书》《北史》都给冼夫人立了传。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称她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巾帼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