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作为人类活动的遗存，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信息。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三星堆共出土了1720件珍贵文物。按其功能分类，我们可将它们分为：祭祀品，共105件，主要是青铜器，其中较大型的樽和罍，其功能可能有两个方面，主要用于祭祀天神、地神和祖先，同时也可当作生活用品，比如装酒、粮食等；生产工具，共124件，主要是石器和玉石，其中有斧、凿、錾、刀等；兵器，共127件，主要是青铜器，还有石器和玉器，其中有青铜戈、玉戈、玉刀；生活与装饰，这方面数量最多，共1364件，其中有青铜器、金器、玉器、石器、陶器、骨器、象牙器，以玉器为主，占615件。除上述四种类型外，还有80根大象牙，……另外，还有当时的货币——铜贝4662枚。还有数以吨计的陶片未计算在内。
——摘自冯学敏等《点击三星堆》
材料二 举世瞩目的三星堆考古发现，向我们揭示了三千多年前古蜀王国绚丽多彩的社会生活情形，展现了一个湮没的内陆农业文明的辉煌。……三星堆考古发现提供的不仅仅是珍贵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将使学术界重新审视中华文明，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将因之而谱写新的灿烂篇章。
——黄剑华《古蜀的辉煌》
请回答：
（1）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释读三星堆文物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信息。
（2）推测是一种对未知现象作尝试性、合理性解释的思维方法。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推测古蜀国部落为什么会有大量“象牙”、“铜贝”和“数以吨计的陶片”？
（3）综合上述材料，概括三星堆考古发掘的意义。
材料
| 三星堆出土文物 | 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土文物 |
| 二号坑中出土的青铜立人像高达260.8厘米，可能象征集王权、神权于一体的首领人物。两个祭祀坑内还出土有一批发式、头型各异的青铜人头像和20件青铜面具。 | 古代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阿卡德等文明，基于对于神权和王权的理解和表现，制作了大量石雕、青铜铸造的人像和神像，形成体系性的“偶像崇拜”现象。 |
| 一号祭祀坑出土了一件黄金箔包裹的木质杖体，残长约150厘米，杖体上端保存纹饰图案。 | 古代西亚、埃及等文明中帝王使用权杖多在杖首或杖身顶头部有图案，描绘胜利者的功勋，或叙述某件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 |
| 祭祀琉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青铜面具，在一些青铜头像的表面，还贴附有黄金箔制成的金面具。 | 伊拉克出土的一尊古代“三头母山羊”青铜造像就是在青铜铸造的三头母山羊的头部表面，覆盖用黄金箔片制作的面罩。 |
——摘编自霍巍《三星堆:东西方上古青铜文明的对话》
(1)根据材料,归纳三星堆青铜文明与世界古代文明的相似文化现象。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三星堆出土文物反映出的古蜀社会特征，简析三星堆文明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北京故宫是中国第一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公约》所定义的“文化遗产”为
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分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
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
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
材料二 故宫文物迁移路线图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任选两个阶段概述故宫文物迁移的路线及时代背景。
材料：李济(1896—1979)又名李济之，湖北钟祥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始终将考古学视为历史学的分支，认为考古学的责任是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搜集人类历史材料，整理出来，供史学家使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真实可靠的历史，最终推动健全的民族意识形成。针对上古史研究文字记录严重不足的状况，李济认为应关注地质、气象、古生物、人类文化遗址、民族学、人类体质学等各涉及多门学科的资料。他主张采取比较法，做到中国与外国比，国内各区域相互比，“比较各处的事实”“认识各处实物的真正价值”。他赞成在考古资料收录方面应详细记载出土时间地点和周围环境的做法，认为这体现了史学家求真的态度与素养，此外还要保持有控制的想象力。
——摘编自杨天通《考古和人类学视野下的古史重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李济的学术主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考古学对史学研究的价值。
材料一 文若虚羡慕“别人经商图利”，便买了一些橘子，跟着“专一做海外生意”的同乡出海。橘子在吉零国大受欢迎，文若虚净赚近千倍利润。返航时，水手“扯起半帆”，漂至一无人岛躲避风暴。文若虚在岛上捡回一个龟壳，后由在福建经商的波斯人玛宝哈出价白银五万两收购，二人“议定立契”，“合同为照”。从此，文若虚“家道殷富不绝”。
——摘编自明代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
材料二 《一千零一夜》故事多处涉及“中国元素”。如辛伯达第七次航海时抵达了中国，并得到一位善良老人的帮助。在《阿拉丁与神灯》原版故事中，主人公阿拉丁是一位中国人，其日常生活充满了沐浴熏香等典型的阿拉伯色彩，也出现了饮茶、喝交杯酒等中国习俗。
——摘编自《一千零一夜》
材料三 在广州象岗，考古学者从西汉初年南越王墓中发掘出犀形璜、犀角杯、陶犀角等制品。这些制品，有学者认为是从东南亚、南亚等产犀地，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输入中国。
——摘编自王子今《西汉南越的犀象——以广州南越王墓出土资料为中心》等
(1)从材料一中提取故事情节，分别概述其所反映的历史现象。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一千零一夜》“中国元素”的史料价值。
(3)有学者反对南越王墓犀牛制品系舶来物，认为其恰恰证明了西汉初年岭南本地产犀。如果要确证这一问题，你认为还需要哪些类型的史料？
材料 南昌汉代海昏侯刘贺墓的发掘，是近几年我国考古领域的重大发现。在出土的众多文物中，不仅有200万枚（约10余吨）五铢钱、478件（重达115公斤）马蹄金，还有编钟、琴、瑟等礼乐用器，以及各式棋盘、砚台和一件画有孔子像的屏风，此外还有大量记载着儒家经典著作的简牍。
据《汉书》，刘贺为汉武帝之孙，袭昌邑王。公元前74年，汉昭帝崩，无子。刘贺为大司马霍光所诏，嗣为昭帝之后。然即位二十七日即被霍光废归昌邑。公元前63年，汉宣帝封刘贺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后因扬州刺史奏言，刘贺被削去三千户。公元前59年薨于豫章（今南昌）。后又因豫章太守奏言，以为不宜立嗣，国除。
（1）从上述材料中提取一个信息，指出它所反映的历史现象。
（2）海昏侯墓发掘后，刘贺的历史形象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讨论。有人认为应该依据出土的文物，推翻众多史书对刘贺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的记载，为其“正名”；也有人认为应当依据《汉书》等正史的记载，继续维持对刘贺的评价。谈谈你的观点并说明理由。
2019年至2020年，考古工作者对新疆尉犁县境内的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烽燧由三层或四层土坯夹一层芦苇草，中部夹放胡杨桁木垒砌而成。在烽燧南侧还发现有土坯垒筑的护坡。遗址中出土的文书、木简带有明确纪年，已发现有“先天”“开元”“天宝”等年号。出土的军事文书数量最多，详细记录了与克亚克库都克烽燧有关的军镇、守捉、烽铺馆驿等各级军事设施名称。出土的木质实物标本记载了“计会交牌”制度（传递军情和政令），为国内首次考古发现。
烽燧遗址出土了《韩朋赋》《游仙窟》《孝经》等手抄本，都是当时风行一时的作品和书籍。出土的纺织品，主要为丝、毛、棉、麻四种。遗址中发现了34种不同的植物，其中粮食作物有水稻、青稞、大麦、小麦等，园艺作物有桃、杏、枣、核桃等；还出土了不少动物骨头，有马鹿、野猪、黄羊、鱼等，多数属于野生动物。
（1）烽燧遗址出土了哪些类别的史料，根据上述材料，举例说明。（2）依据烽燧遗址的考古信息，概括其反映的历史面貌。
材料一 这部中国史的着眼点在社会组织的变迁，思想和文物的创辟，以及伟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动。这些项目要到有文字记录传后的时代才可得确考……本书即以商朝为出发点，然后回顾其前有传说可稽的四五百年……在后人关于夏朝的一切传说和追记中，我们（所）能抽出比较可信的事实。
——张荫麟《中国史纲》（1941年）
材料二 我们如果不自满于神话与传说，那只有求助于考古学之地下发掘的证据，现在虽因为材料 缺乏、考订困难，还没有明确的论断，可与古代的记载互证……我们今后研究古史，不必龂龂于文字记载的争辩，而只有从事于考古学而努力于地下发掘之一条大道。
——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1931年）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分析《中国史纲》不以夏朝作为“出发点”的原因，指出该书探索夏朝历史所依据的史料。
（2）二里头文化的探索有利于减少夏史研究“龂龂于文字记载的争辩”。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二里头遗址的科学发掘，最早得益于谁主持的什么考古活动，并列举二里头考古发现的政治建筑和生产活动遗址。
（3）据材料二，指出探索夏朝历史奥秘应遵循的最重要路径，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
(1)从三幅图片中自行选取其中之一，并对此类文物作一简要介绍。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文物的价值。
材料一 左图为长沙马王堆汉墓（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苍家族墓）中出土帛画《非衣图》的一部分。该部分描绘的是“天界”景象，人首蛇身的女娲居中，周围有目月、扶桑、升龙、神仙、怪兽等，寓意死者可以成仙，像鸟一样飞升上天。该墓还出土了大量帛书和简牍，包括《脉法》《阴阳十一脉柩经》等养生类书籍。
材料二 左图为《西汉成都文翁石室授经讲学图》画像石。刻画了汉景帝末期蜀地太守文翁在成都办学讲经的情形。
材料三 文翁通《春秋》，“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修学堂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汉书.循吏传》
（1）上述材料中包含了哪些史料类型，依据材料举例说明。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西汉前期治国理念的转变，并分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