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人认为，能使用汉字的人才是有学识的。伴随着和学的兴起，大多日本人认为汉字是阻碍国家繁荣富强的绊脚石。于是，日本出现了文字改革的高潮。在改革过程中，日语音节少、结构单一，同音词、异义词非常多，而西方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都是全新的知识，用现有的词语不足以表达。因而，他们便利用汉字强大的表意功能和造词能力，创造了大量新的汉语词汇，如：政治、经济、物价、文化、天体等涉及到各个领域的词汇。除此之外，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汉字已根植于日本的语言系统和社会文化生活中，它与“假名”共同承担着记载日本文明的任务。近代以来，汉字不仅依然作为日本最重要的文字被广泛使用，还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摘编自陈月娥《日本近代文字改革论中的中国与西方》等

材料   史料记载，“(北宋)靖康末，卫士仅三万人，及城破，所存无几……(南宋高宗)始置御营司，以总齐军中之政令”，御营司直接把调兵权和统兵权合二为一，成为最高军事机关，御营使一般由宰相兼任。南宋学者吕中指出：“国朝兵权，隶于三卫，本之枢府，枢府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三衙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今不复三衙，而别置御营司，分委之枢府，而置御营使，其后专掌兵权，枢密不得而豫。”但未过多久，御营司的权力一步步被原来的军事权力机构三衙、枢密院收回。时人日：“议者以本朝故事，分为两府，又置御营使，是政出于三。”宋高宗时期的中枢军事体制的改革，完全是为了应付紧张危急的战争局势、将杂乱独立的军队整编成国家正规军而实行的。这一军事改革后，南宋朝相权随之扩大。

——摘编自《从北宋灭亡的变局，看宋高宗时期的中枢军事体制的改革》

材料   葛洪，晋代著名的道教学者、炼丹家和医药学家。其在百卷巨著《玉函方》的基础上，编选和收集各种简便易行的医疗技术和单验方，又撰成《肘后备急方》3卷。《肘后备急方》可供医家随身携带以备救急检索之用，所以近世有人称之为中国最早的“医疗救急手册”。《肘后备急方》记录了各种急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内科杂病，以及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急症和六畜病的治疗方法。对一些急慢性传染病的记载，在我国医学文献中是首次记录，有些还是世界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其中提出用青蒿治疟，这种方法不仅在当时有实用价值，而且成为我国现代研制青蒿素的线索，由此发明了一种高效、速效和低毒的抗疟新药。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   一战爆发后，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积极主战，然而，未成功参战。1916年，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的结束，加剧了英、法等协约国人力资源的匮乏。为挽回颓势，英、法采取招募“干活不知疲倦”的华工的办法。据记载，一战期间，英、法两国在中国共招募华工14万多人。华工抵达后即被编为华工军团，从事战地作业和后方战勤保障工作。一战结束后，北洋政府设想以此为契机，打破套在中国人头上的重重枷锁，一改中国卑微的国际地位。然而，巴黎和会期间，日本借美、法、俄等国的支持，强占了德国在山东省的一切利益。得知消息后，华工纷纷投书谴责并踊跃捐款支持北洋政府维护国家利益。1919年5~6月，旅法华工和留学生奔走呼吁，并包围了中国专使的寓所，不准他们出门、签约，并警告：若在和约上签字，他们就像北京学生声讨卖国贼一样对待之。同年6月28日，华工和留学生包围了首席代表陆征祥的寓邸，“陆征祥看见局势危险亦不敢再到凡尔赛去签字，当天的晚报登出了中国代表团在签字时缺席”。

——摘编自赵德生《一战华工与五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