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赵占魁（1896-1973），山西定襄县人，从小受尽欺凌和压榨，12岁时起就当雇工和壮工，并学会了打铁。抗战时期流亡到延安，成为陕甘宁边区农具厂的看炉工。他真心实意为抗日战争出力。在高温炉旁作业，又无隔热石棉衣防护，终日汗流浃背，从不叫苦叫累。在担任翻砂股长以后，他处处以身作则，上工最早，收工最晚，尤其在开炉时，往往连续工作十二三个小时。他努力钻研技术，改进工艺，不断提高产品数量和质量，并时时注意节约原材料。他关心爱护青年工人，常把自己节约的钱交给合作社兴办集体福利事业，或借给附近农民发展农业生产，深受职工群众爱戴。1942年，中共中央将其确立为典型，以建立新的劳动态度、提高生产效率为内容的“赵占魁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起来。

——摘编自孙应平《赵占魁与“赵占魁运动”》

材料   丘溶(1420-1495),明朝 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景泰五年(1454年)丘溶中进士，累官至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长期在京参与机务,“见闻益广,尤熟国家典们故,以经济自负”，是明代儒臣中最关注经济问题的思想家之一。他以“自为”人性论为基础,认为国家必须满足人们对财富的欲望,但“天生众民,有贫有富”,不能“夺富与贫”。丘溶主张每丁可占有田1顷,已超过1顷的,不问,但不得再买。他主张食货并称,反对盐铁官营,认为国家不应与商贾争利,富商就是富国，“贫吾民也;富亦吾民也,彼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哉”。他还提出“理财者,乃为民而理,理民之财尔”,所谓为民理财,即发展生产,使民有财,取民之财要合乎义理;反对将国家财政“专用之以奉一人”。

——摘编自《明史》等

3 . 材料   1940年7月，纳粹德国对英国本土实施大规模的战略轰炸，包括伦敦在内的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遭到重创。数万民众无处躲避，只能自发前往地铁站、教堂、地下室等地寻求庇护。大规模的人口聚集带来公共安全隐患和传染病风险，数量庞大的工人缺少安全的休息场所，也为战时生产增加了不稳定因素。因此，在英国共产党的呼吁和《工人日报》等舆论的推动下，英国政府开始主导民众防空设施的建设，并在地方机构和志愿组织的协助下，建立了自上而下的民众防空体系，为伦敦市民提供了伙食、医疗等基础保障，维护了伦敦民众的生命安全与健康水平。防空洞生活的有序开展得益于社会各界协作和全民参与，其过程不仅表现出英国人的自我管理能力和乐观精神，也改善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

——摘编自赵媛春《二战时期伦敦民众防空体系及防空洞生活述论》

材料 1948 年底苏军全部撤出朝鲜。1949年3月间，美国决定，美军不迟于6月30日撤出朝鲜半岛。6月29日，美军按计划全部撤出南朝鲜。自从欧洲发生“柏林危机”以后，美国政府认为“对美国安全最严重的威胁来自苏联的敌意图谋和可怕的威力”。1949年8月苏联完成了第一次核爆炸试验，美国对此反应强烈。4、5月国民党军队相继丢掉海南岛和舟山群岛，美国内部要求采取军事措施阻止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呼声强烈，这种呼声同当时美国内麦卡锡主义遥相呼应。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突然爆发的战争，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攻击势如破竹，迅速占领韩国首都汉城。6月27日，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随后美国争取联合国通过了要求朝鲜军队撤回三八线以北的决议，然后在联合国决议的基础上，促使盟国参与组成了联合国军。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急转直下。

——摘编自牛军《朝鲜战争中中美决策比较研究（之一）》

材料   北宋熙宁年间，宋神宗为 了推进王安石变法，对中央机构进行了局部调整。在新法取得一定成效后，神宗决定全面转向官制改革。元丰三年（1080年），宋延发布改革官制的诏令，批准实行新的寄禄官阶，将旧的文武散阶增减编定为二十四阶，结束了寄禄官与职事官分离的局面，使得职事官与差遣统一。不久，又颁布了《官制格目》，对中央机构规定了成员构成人数，并形成定制。元丰五年（1082年） ，依据《唐六典》，颁布了新的官职条例，恢复唐初的三省六部九寺五监之职，平行机构或并或罢，但囿于祖宗之法，神宗拒不废枢密院归兵部。同时，九寺五监的恢复，使得“省、寺指挥闲多异同”。元丰六年（1083年），又在尚书省置御史房，主行弹劾御史台察案失职。

——摘编自袁良勇《宋代三省制度演变研究》等

材料   唐代中期刘晏说：“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他提出赋税征课的三个原则：一是“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二是“知所以取，人不怨”，三是对农民实行“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的政策。他在大历年间曾对户税、地税进行整顿，改变税率，把纳税时间分为夏秋两季。改革盐法盐制，用“官商分利”的禁榷制度取代了“官方专利”的禁榷制度，创立常平盐制度，采取自由经营方式进行盐法改革。

——摘编自丛建阁、刘振锋《山东地区古代赋税制度与赋税思想及其启示》

材料   努尔哈赤晚年，后金政权面临明朝、漠南蒙古、朝鲜李氏政权的严重威胁，内部满汉分离、社会秩序混乱、君权受到其他贝勒牵制等一系列问题。皇太极即位后，毅然说服众贝勒，提出了“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强调满、蒙、汉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对汉族民众政策作出调整：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善待逃犯，放宽惩治。同时，皇太极不失时机地大力推行优礼汉官的政策，将归降的汉官给予田地、马匹等赏赐，并委任官职。皇太极即位之初，按照努尔哈赤生前规定，采取四大贝勒按月轮值，共同掌管国家机务，皇太极的实际权力并不大。1626年九月开始，皇太极增设了总管旗务“八大臣”和佐管旗务“十六大臣”，有的与诸贝勒坐在一起“共议国事”，有的直接参与“佐理国政”，有的专门负责“出兵驻防”，稀释了三大贝勒的权势。

——摘编自杨新刚《大清风云——皇太极》

材料   册礼是最隆重的官员任命方式，册封朝臣分“临轩册授、朝堂册授”，册封外臣有“持节册命”。唐初“立后建嫡，封树屏藩，宠命尊贤，临轩备礼用之。”皇后、太子、亲王与臣下便用相同的临轩册授礼仪，尊卑无隔。册礼使也大多是临时的差使。从唐高宗时，唐朝对册礼进行多次改革。“凡册皇后、太子、太子妃、诸王、公主，并临轩册命，陈设如冬、正之仪。”“拜三师、三公、尚书令、雍州牧、骠骑大将军、都督，在京者诣朝堂受册。”册礼使逐渐成为国家宣册命、行册礼的专项使职。册礼使的尊卑、选派均设有严格的礼制规范。册命对象地位越高，充任册使的官员级别也就越高。与此同时，对边疆民族首领或各部首领的册封，则变化不大。

——摘编自孟宪实《唐代册礼及其改革》

9 . 材料   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盟国领袖终于可以开始想胜利以及未来世界的大格局了。丘吉尔希望重整英国、法国，甚至战败德国之实力，再加上美国，就可以和东方的苏联势力抗衡。罗斯福的战后世界秩序观却是，以美、苏、英三个战胜国，加上中国，以类似世界理事会理事的角色来维持和平，对付潜在的恶棍。斯大林决心以战胜国的姿态要把俄国的影响力伸入到欧洲中部，并且预备把苏联军队征服的国家，变成缓冲区以保护俄国，防止未来德国入侵。不管是多么不可避免，大战结束留下一个地缘政治大真空形势。权力均衡已毁，广泛的和，约依然虚幻难捉。世界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分裂为两大阵营。战后时期将成为一段漫长痛苦挣扎、以达成战争结束前即已困扰各国领袖的和解方案的时期。

——摘编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

10 . 材料   明代江南田赋繁重，农民大批逃亡，赋税拖欠。明宣宗派周忱以江南巡抚身份调查处理税粮积欠问题。当时江南田粮运送北京，有军运，有民运。“军船给之官，民则僦（租赁）舟，加以杂耗，率三石致一石，往复经年，失农业。”他与漕运总督陈碹议定，改由民运至淮安或瓜州交兑，再则漕军接运至通州。运输要加耗，“豪有力者只供正额，而一切转输诸费，其耗几与正额等，乃独责之贫民。”对此，他创“平米法”，不分大户、小户，均按正米及耗米合计。后来，他对原来税重的地方征收金花银，田赋实物税粮改折为白银，对纳税者免除了运输等盘费与麻烦。他还推行了一系列其他辅助措施。在他去职后，江南人民怀念他的政绩，给他建造生祠，他的改革还为明朝中后期赋役改革提供了借鉴。

——摘编自周志斌《明代周忱苏松赋役改革述略》